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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信仰(转) 2016年2月15日

我的职责是研究如何构建政府避免战乱的学问,这个学问比其他一切学问都重要的多。这个学问研究好了,我的儿女们才能够自由地钻研数学与哲学,地理与建筑,金融与法律,商业与农业,物理与化学,我的子孙们才有条件去钻研绘画与诗歌,音乐与建筑,雕塑与陶艺。

——约翰·亚当斯

 

智慧是人人欲求的。智慧永远是人类社会中最稀缺的东西。西方的智慧传统有两个源头:雅典智慧与耶路撒冷智慧。雅典智慧是关于逻辑与科学的智慧,相关的各门科学研究主要起源于古希腊,如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动物学、医学等等。在雅典智慧中,人作为研究者,是旁观者、局外人。雅典智慧的任何结论不必然对人产生道德义务,并不自动产生需要人们去遵守的义务。

雅典智慧与耶路撒冷智慧之别是科学与信仰之别。这两种智慧都是极宝贵的智慧,它们之间是高度互补的,是人类的生存所缺一不可的。人类社会离不开逻辑与科学,更离不开信仰与道德。雅典智慧是关于大爆炸的智慧,耶路撒冷智慧是关于造物主创世的智慧。

但是这两种智慧并不是并驾齐驱的智慧。令笃信雅典智慧的传人如杜威及其支持者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耶路撒冷的信仰智慧毕竟高于雅典的科学智慧。因为从大爆炸中产生不了有关人的自由、尊严与价值。这些价值都是来自于造物主创世的信仰。道德的源头都是神圣的信仰。人是因为造物主而平等,不是因为大爆炸而平等,不论这个造物主是耶和华还是天道。所以,我以为,杜威及其信徒应该对造就了杜威的耶路撒冷智慧抱有敬意,而不是过河拆桥,任意颠覆。

耶路撒冷智慧的本质是以神正为依托的道德,道德的本质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根本规则,这个规则来源于关于造物主的信仰,而不是来源于科学发现或计算。只有这样的道德才能引领我们的生活。在没有道德智慧的时代与地方,人类不知羞耻,不辨善恶,不明是非,因而也就无所谓科学及其研究。有关善恶,即有关道德与信仰,亦即有关智慧。而这一智慧的任务就在于寻找并践行人类应当如何组织政治生活与政治秩序的文明准则。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智慧在于探索人作为存在的意义,在于求解生命的意义和寻求人类更好的生存之道,而不在于仅仅探究多少光年外的星星,不在于探究物质内部的微宇宙。不懂量子力学或金融衍生工具的人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若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遭到践踏,那是谁都不想过的生活。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主要建国者之一亚当斯总统把构建政治秩序的学问,放在其他学问之前、之上。人与人之间的有序文明生活是追求其他一切学问的前提。当然达豪和夹边沟里也有艺术创作,但那里不是人们送自己的子女去学习艺术或其他学问的地方。

关于政府与政治秩序的学问事关如何发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超验道德原理并加以制度化。这样一种制度的存在是其他一切学问追求得以繁荣的默认值。否定这一默认值正是杜威这样的学者危害所在。先有良好的秩序,才有在此之下各学科的繁荣!

 

导读

最近一些朋友经常问,如何才能把所学的思想和道理,和生活现实结合起来,用来指导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正是先秦诸子们思想的本旨之所在:经世致用。学问最终都是要用来指导并解决现实问题的。所以便成立了白云道馆,学以致用,用先圣们的思想,解决平时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就是白云道馆的定位,和至道学宫不同。

今天的讲习主题,是应一些科技圈创业圈的朋友邀请,帮他们以道家思想的角度来分析商业经营中的战略决策方面的问题。这些思想,不仅可以运用在商业经营上面,也可以运用在任何领域。因为大道为一,其用各异。站在思想的高度,再把思想下沉到现实中去,才能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本文分别从时、局、势、经、略、商、货、值八个不同的层面对商业经营中的如何合理战略决策问题,进行诠释。

一、时篇

我们都知道,天会下雨。如果要问,天为什么会下雨呢?因为有云层。再 问,为什么会有云层呢?因为气流带着水蒸气在运动。再问,为什么又会有气 流呢?因为陆地和海洋之间之间存在温差,所以会导致热力循环。继续问,为 什么会存在热力循环这种现象呢?因为地日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导 致的。再问,为什么地球会公转呢……

每一个层面的问题,都是由更高的层面所塑造和导致。这个就是道家思想 的思维特征。如果不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来思考更低一级的层面,那么就根本无 法解决更低一层的问题,甚至都无法理解。也就是说,如果做不到知其所以 然,那么很可能也做不到知其然。

如果试图以更低层面的现象,来解决更高层面的现象,自下而上的来应对 更高层面的问题,在道家思想看来,那就更不可能了。管仲说,以家为乡,乡 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 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道是第一推动力,也是第一因。在它的推动下,自上而下,层层往下递 推,天地万物都在运转。这个现象,叫做造化。通俗的讲,造化如果是标划万 物的一个坐标的话,那么时间就是它的横坐标,物象就是它的纵坐标。

给定任意时刻的纵坐标,也就是给定时间的话,那么世界上的物象就是固 定和静止的。所谓时也命也,是说,天地造化出来一个什么事物,那是刚好造 化之能的横坐标走到了这里,只能生成此物而非他物。动态的时间,在静态的 物象之间,是一一对应的。所谓天命、禀赋,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了 一个公元 20 世纪的人,而不是几亿年前的恐龙,那是因为时间轴刚好拨到了这 里,必须如此。

造化像一个车间里的流水线一样,它永不停息。任何事物,在出生之前都 不存在,在消亡之后也不存在。所以,如果我们把着眼点放在物象之上,那么 就找不到用来理解这种变化的规律和依据。因为物象在只是所有时刻静态图像 连成的动画。时间先于物象,到了什么时间,该生成什么物象,这是有章可循 的。

所以,世界的确定性,并非由物象决定,而是由横坐标的时间决定。所以,我们研究时间,才能理解变化。才能理解纵坐标上面所对应的物象。 比时间和造化更高的层面,我们今天不做展开。我们从动态的横坐标时间 轴来研究变化,通过理解变化来理解世界如何运转,也足够了。

 

二、局篇

格局这个词,是人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高频词汇。它通常指人的境界和高 度,在横坐标时间轴上,境界和高度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动态的时间,没有 这样的属性。只有静态的纵坐标的物象,才有高度和境界这种属性。

格本来的意思,是指树木的枝条,一棵树上,长出来很多枝条,每一根都 和其他的不同,占据着属于自己的空间。而局呢,是尺字下面一个口,有束缚 的意思。一个伸长,一个束缚。这样一来,物象在那个时刻,就被固定住了, 变成静态,对应成造化坐标纵坐标上的一个值。一个人的格局高,是说他比其 他人,在同样的时刻,理解了纵坐标上面更高的存在。

格局高的人,就如同小数点前面的整数部分,无论小数点后面的小数部分 如何变化,都无关大局。因为他在物象的维度上,比别人站在了更高的层面。 所以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理解别人不能理解的现象。

在造化这个坐标系里面,在物象这个纵坐标上,占据更高层面的人,会表 现出很卓越的理解力。而在时间轴上面,比别人占据更高层面的人,则会表现 出更卓越的洞察力。所以古人讲,读史可以明智。因为占据的时间越多,越能 理解时间的脉动和韵律,才能在物象未兆之前见端倪。而在横坐标和纵坐标两 个坐标上,都出在较低层面的人,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是观察力。

洞察力卓越的人,可以判断出来,他未来将处于什么样的世界里。理解力 卓越的人,可以判断出来,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而观察力卓越的人,则是被世界拖着走,既不能判断未来,也不能理解现在。 他们活在已经废旧的镜像世界里。

 

三、势篇

在静态世界中,局确定下来。那么在给定的任何一个局里面,它都由若干 物象组成。这些不同的物象之间,使它们构成生态的主要联接方式,是竞争关系。比方说树上生长了很多枝条,一个大了,必然会挡住另一个的阳光。这个 强弱关系,就体现为势。强大的那一方,可以称之为权盛者,弱小的一方,可 以称之为权衰者。

所以,理解了所处的时代,会理解很多局。确定要进入了一个局之后,在 这个局里面,又发现有很多股力量。如果要赢,那么选谁呢?洞察力卓越的 人,通常会选将来会成为权盛者的一方,理解力卓越的人,通常会选择目前处 于权盛者地位的人。观察力卓越的人,他们会选择自己能理解的那一方,而不 论盛衰。

在一个已经选定的局里,如何成为权盛者。顺势者昌,逆势者亡,讲的 是,不要和当前的权盛者为敌,而是应该借助他们的力量。这是顺势。等自己 成为权盛者时,才能够造势。理解了时代,理解了格局,理解了形式,这样起 码可以立于不败。

时、局、势,都确定下来之后。然后才能讲定位。定位就是说,在这样的 时代,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形势下,我如果站在那个位置,对自己最有利,自 己的自我实现上,也会更加彰显,活成一个卓越的人,经营成一个伟大的企业。

 

四、经篇

确定了自己的定位,就会从这个定位出发,接下来就是会给自己设定目 标。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要成为这样的人,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业。经,讲 的就是筹划和管理。筹划自己的事业,管理自己的团队。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所以,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景,组织成一个 利益共同体的前提是,这个管理者,必须是通观全局的人,能够运筹帷幄,不 能拘泥于一事一物一城一地,就好比掌舵的人,不能成天心里想着给锅炉里加 煤这种事。不然船就会容易翻。

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维系和凝聚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根本是什么 呢,是员工要有利可图。有的组织,可能并非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 的,所以这样的组织,分崩离析的也快。

 

五、略篇

略是指什么呢,举其要而用其精、用功少者皆曰略。通常,人们常说的, 战略,谋略,都是如此。找到要害,用其精髓,于是可以事半功倍。为什么人 们要讲战略呢,因为资源天然的都是有限和短缺的。这里用了,那里就用不了 了。所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发挥出来最大的效用,这个就 是战略决策的学问和本质。如果资源是无限丰饶的,可能也就没有战略这回事 了。

战略决策的要旨又是什么呢。如果只是局限于当前的问题和当前的任务, 是无法谈战略了。所以才需要层层铺垫,从时讲到局,又从局讲到势。再接着 讲经。理解更高层面的状况,理解自己的资源,然后才能找出来一个事半功倍 的策略。给自己的业务和团队,定一个方向,选择一个策略定下来往下走。这 就是战略。

好的战略的标准,不违背时,不违背局,不违背势。而且,量力而行,不 穷竭和过用自己的资源。坏的战略是什么呢,世界在向东走,它在向西走。为 什么它要反着来呢,因为他不理解时代,不理解局面,不理解形势,也不理解 自身的力量和资源。

 

六、商篇

古人说,行商为商,坐商为贾。可见,自古以来,就有行与坐之分。而现 在的商业图景,则又变得更加的复杂。因为媒介技术的革命,使商品的交换和 实物交割相脱离。资产证券化,信用证券化,风险证券化,一切看上去,流动 性都在变得无比的丰裕。

在这个超流动性的商业环境中,未来的趋势是,会出现一个最极致的,从 把一切证券化,升级到把一切都信息化。在实物交换的商业 1.0 时代,车马舟 船的运力是关键。在证券化的商业 2.0 时代,流动性是关键。在信息化这个 3.0 时代,理解媒介,信息建设能力,则成了关键。

 

七、货篇

这里讲的货,就是指商品。在商品 1.0 时代,商品是指有形的物品或者劳 务。在商品 2.0 时代,服务业则成了商业标的的主体。现在,或者在不远的未 来,商品的属性,还会继续嬗变,这表现为,商业行为的主体,和主体本身的 脱离。

谁在消费,谁再生产,似乎一切都变得模糊了起来。驱动一个社会和商业 生态,生产什么,或者不生产什么的机制,即将发生彻底的革命。

所以问题是,生产什么,和不生产什么,取决于对信息化的商业版图里的 数据的占有量。未来的生产资料里,第一要素,应该是数据。

 

八、值篇

价值是什么。世界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价值”。有的人认为黄金值钱,而 有的部落则把石头磨成轮子,认为石头更值钱。有的人认为梵高的画值钱,而 梵高生前穷的饭都吃不起。所以,真正的价值,应该是权盛于权衰之间的势 差。

理解事物的盛衰兴亡,并理解它们为什么会盛衰兴亡,这样才能够捕捉到 这种势差。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这里面体现的就是势差,就 是价值。关键是,得在毫末之时持有,在合抱之时出手。这才真正理解了盛衰 兴亡。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 列传》里面的这句话,道尽了商业的本质。没有一直赚钱的行业,也没有一直 不易手的商品,在这个永恒变化的世界里,有能者发达,无能者瓦解。

什么是有能者呢,能够理解时、局、势,又能理解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能够以利益共同体和价值观来凝聚团队,并能从思想的高度上下沉到现实问题和任务中去,表现出卓越的达成使命和目的的能力。

而无能者,则恰好相反,他们既不能通达世界如何运转,也不能正确评估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这样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追求成功会收获失败,已经成功的,如果走上了无能者之路,则之前的基业也都会瓦解。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转)

书籍是思想的延伸

 

如果没有书籍,那么所有的世界都得自己去拿脚步走一遍才能了解,所有的历史,都只能靠自己挖坟才能了解。还没走完所有的角落,也还没挖完所有的坟,估计生命就要结束了,世界太大,靠脚走生命太短暂,只能靠思想去驰骋。
通过别人的思想延伸自己,这是一个捷径。而如果因此而把自己埋葬在别人的思想里,则又是一个不幸。既知道捷径可用,也知道不幸可避,那么才能够踏着别人铺就的台阶,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更好的成就自己。

 

阅读的变现是无形的

 

常听人说,走了这么多路,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活不明白。也有人说,读了这么多书,又有什么用呢。不是说,这边读完一本书,那边就马上会有对应的产出。这样把阅读当成了进料口的读法,营养也只能是饲料层次的了。书的营养不在于吃,而在于通达,在于心领神会。

阅读真正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气韵。更具象的和实际的,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智结构。不阅读,是一个人,阅读了很多书,则又会变成另一个人。阅读是通过改变一个人的根本心智,并驱动他去走向另一番人生,如果是增益自身修为的阅读,那么显然这个变现,即是脱胎换骨本身。

最终还是要成为自己
做个思想实验。一个星际空间站上,泡在营养液中插管子培养出来的婴儿。他长大后,什么都没有接触过,那么他的自我认知会是什么样的?可以肯定,他没有“自我意识”。因为他缺少一个文化模因和地图。

自我认同的形成,是后天的。它的关键,是文化模因和地图。所以,阅读就是一种建构,你钦佩欣赏什么人,读他们的书,慢慢的就会构建出来与之相应的人格和自我认同。读圣贤书的人,就会心怀天下。读畅销书的人,就会小布尔乔亚。书都不读,只能读图的人,就只能一直处于心智低幼状态。

成为什么样的人,关键在于自我认同这种文化人格的构建。而书籍和书籍里面的那个人的气韵,则是构建自我的基本素材。

有意义的理解力操练
为什么儿童只能读图,不能读字呢,因为理解力跟不上。如果一个儿童,一直不读书呢,长大了之后,他的智力发育是不完全的。因为该长脑子的时候,没有进行适应性训练。

而理解力的低下,则是一生的缺陷。别人能通达的世界,自己看都看不见,别人能通透的现象,自己怎么想也不明白。不学,不思,不读,浑浑噩噩的度过了一生。快乐的猪,真的快乐吗?那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不是真正的快乐。

快乐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比理解力的操练更难的事情。能通了之后,才能达,能达了之后,才能乐观:观世界了然于胸,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满清失国的理由,在于由几百万少数民族控制四亿汉人,它完全没有社会动员的力量。终清一朝,满清皇室对汉人都持压制态度。1840年代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从未进行过真正的战争动员,几万清兵疲于奔命,进行全国范围的轮防,靠两条腿追着英国人的战舰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不敢:一旦汉人全面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军事力量,那推翻满清朝廷只不过是举手之劳。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满清束手无策,总动员令根本就不敢下。只有曾国藩组织湘军,他的学生李鸿章组织淮军,将汉人武装起来,最后纯粹依靠民间武装力量,就将祸乱中国的长毛贼剿个干净。整个过程中,满清朝廷除了添乱之外,没有一兵一饷的助益。

这么看起来,汉人只要动员起来,那绝对有翻天覆地的力量。但是这种动员力量吓坏了朝廷,传统儒生曾国藩又不敢造反,最后逼得曾国藩解散湘军,郁郁而终。此后满清统治的主基调就是打压已经动员起来的汉人,慈禧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和李鸿章怄气。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主因,就在于慈禧坚定的制止李鸿章的北洋系的任何社会动员,甚至朝廷还要把军费抽走去修皇家园林。满清对汉人动员起来的结果,惊惧到了骨子里,即便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西逃,满清朝廷也没有任何全国总动员的打算。于是4亿中国人,就此自废武功,被西方列国反复的蹂躏,毫无还手之力。

整个清末的对外战争,都是不对等的战争。中国从未真正进入过应战状态,从未真正的征发士兵,集中资源,来打一场国战。最多就是几万缺乏训练的八旗兵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罢了,国人基本上就置身事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要是有哪个国人脑子一热,动员社会力量掺和一把国战,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满清朝廷当成造反分子给砍了脑袋。于是就这么几十年如一日地看热闹看下来,在国人的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就是:这国家大事,和我就没啥关系嘛。这大概算是国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起源。

满清压制汉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四亿汉人缺乏社会动员力量,难以动摇几百万满族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满清朝廷也没啥值得一提的武装力量,应付社会动乱的能力很弱。就这么拖到1911年,盛宣怀打算把湖北通往四川的铁路工程收归国有。老实说这个铁路工程原本由民间主办,基本上就是在瞎搞,各路主持的人马全都在贪污,在民间募集了上千万的银子,铁路的影子都看不到,连路基都不知道在哪里。盛宣怀的手段算是强硬,整条铁路收归国有之后,交给外国人主持修建,至少花了钱还能看到路。但是另一方面,他要这么一整,原本的贪污行为就要大白于天下,贪污犯们必须把吞下的银子都吐出来,这下大家都受不了,于是彪悍的四川贪污犯们就开始闹事,把过来查账的官员统统都砍了头,史称“四川保路运动”,这基本上是贪污犯的拒捕行动了,跟什么民族大义根本扯不上关系。结果满清朝廷也没力量镇压,想来想去,好歹从武汉调了点兵过去,没想到武汉又开始闹。然后全国都开始闹,最后的结果,就是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朝廷,因为几个贪污犯闹事,就此失国。整个过程看起来,就跟开玩笑似的,基本上就没打仗。然而我们仔细一回顾,这个朝廷根本就没有社会动员能力,当然也没有发起战争的能力。只要乱起来,不管是怎么乱的,哪怕是几个贪污犯公然拒捕,这个朝廷就算是完了。

接下来就是纷纷扰扰的民国时期,一开始当然是北洋系唱主角。这个派系缘起于李鸿章的淮军,算是拥有一些社会动员力量。北洋系自个有工厂,有遍布全国的码头,有轮船,算是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物流体系,跟洋鬼子比说不上强大,至少比国内其它力量要强。遵守工作纪律的产业工人随便组织和动员一下,摇身一变就是高素质的职业军人。这都是北洋系的底蕴。所以满清的江山,只能交给北洋的人马,也就是当时北洋系的代表,袁世凯。然而袁世凯的悲剧,在于他也只不过是北洋系的一个代表而已,他无法全面控制北洋系的资源,他旗下的各大军头,各有各的地盘和势力,老袁要下令轮船招商局运一船大麦到陕西救灾,伍廷芳可以毫无理由的拒绝,袁世凯还真拿他没办法。

袁氏当国,就在干一件事:整合资源,提升中国人的社会动员力。可惜这事情不容易。北洋系自己就山头林立,根本整合不动;至于被满清压制了200多年的中国平民,就更加难整合了。曾国藩当时还有大义作为社会动员的名头:保家卫国杀长毛。袁世凯啥办法都想不出来,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活人都能被尿给憋死。当然他最后确实也是因为肾病被尿给憋死了,算是当时中国人对于自己孱弱的社会动员力的最佳注脚。

就那会,人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中国人已经200多年没被动员过了,都疲了,个个都是老油条。敌人杀到面前了,还能动员一把,比如被天平天国的长毛们蹂躏的湖南江西。其它时候,那真是自私自利成性,等闲绝不掺和国家大事,哪怕八国联军打到家门了,照样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热闹,顺便还要跟洋鬼子做做生意,卖个茶叶蛋啥的,袁世凯想要在这种僵化的社会氛围之下,完成社会总动员的任务,就像只手想遮天似的,纯属自不量力。他自己的北洋系都整合不来,更别说其它地方的实力派了。所以袁世凯最后打算称帝,以皇帝的名义,获得大义的名头,试试看能不能作为整合社会资源的最终手段,结果各地的实力派根本不给面子,一团散沙惯了,下意识就抵抗整合,看到你老袁摆出一副要吃干抹净的模样,立刻就起兵反抗。所以袁世凯称帝这个事,也谈不上倒行逆施;至于蔡锷起兵反袁,更谈不上英雄。无非就是乱世儿女,寻找救世的手段,各有不同罢了。

袁世凯死后,中国彻底进入一团散沙的状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往国外一看,社会动员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欧美模式,简单说起来就是拥有社会资源的资本家们搞选举,得到最多选票的资本家代表,当然就拥有最大的社会资源,这家伙一声令下,至少投他票的资本家们,愿意出人出力。其它资本家抵抗不了大势,也只能跟着贡献资源。这算是一种精英模式,有文化的有教养的资本家们,靠社交沙龙里的合纵连横,用选票来完成社会动员。另外一种模式,是苏联模式。大名“国家社会主义”,讲究的是充分发动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力量,从基层群众开始整合,动员最广泛的民众资源。这家伙要是整合起来,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精英模式之下的社会动员能力,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想想就能明白: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除了用以糊口的那点资源之外,其它所有资源都能贡献给国家!所以苏联能以一国之力,和整个欧美分庭抗礼。你资本家们的精英模式,能集中多少力量?你能把整个企业都献给国家?你自己不吃香喝辣了?今时今日“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臭不可闻,简称就是“纳粹”,在当时那可是治世救国的良方之一,在全球的知识分子心目中,那真是有震撼性的启蒙意义的。

接下来的中国,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模式的较量: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共,与以精英资本家为基础的国民党,以中华大地为棋盘,以四亿人的命运为棋子,竞夺民心,逐鹿中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共搞的最基层的社会动员,广泛发动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好啊。斗个地主老财啥的,斗完了,大家把他的田地分了,这还没完事呢,接下来就是极其酷烈的税负。在中共占领区,税不是按比例抽取的,而是实施配给制。斗完地主分了田的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只能按规定的分量留取一小部分用于糊口,其它部分都要上缴。

这社会动员力大得惊人,国民党的老蒋根本上就是望尘莫及。想想老蒋的苦处吧: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资本家群体根本就不成型,能贡献的资源有限。而广袤的农村的地主们极难动员,资本家政权之下,政府的触角根本吸取不到农村的养分。长年苦于社会动员力太弱的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现在中共如此有效率的动员办法出来,并且成功地搞了好多个根据地,没事还秀一把肌肉,两千五百里长征都死不了,走到哪里活到哪里,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就没有适用地域上的限制,有个十天半个月,一通大字报加几次批斗大会,就能最广泛地动员民众集中资源,这赫赫威名,那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所以我们这么回头一看,在社会动员能力上,中共天生就比国民党要强,就更适应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适应这个被满清抑制了200多年的中华民族。没敌人就制造敌人,没大义就制造大义。地主老财欺压良民,这就是最好的社会动员理由。这个理由一打出来,自私自利的国人自动就会跟上,上了船之后,才知道接下来的船票,是要用全副身家来买,这时候想下船都来不及了。这个玩法,中共玩得炉火纯青,比纳粹党那套拿犹太人当敌人的玩法要高明得多。犹太人的遭遇现在是人人同情,但是一直到今时今日,中国当年被冤死的地主老财,那可都没能获得一个正确的评价的,那可都还是遭受千人指万人骂的。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致命之处,在于民众力量的不可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玉石俱焚。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固然可以拥有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一旦成型,就无法自动消散,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纳粹动员了整个德国的社会力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向全世界宣战,以宣泄力量。而老毛动员了整个中国的社会力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让人民自己斗自己,最后在一次惨烈的文革之中,将中国积蓄了三十年的群众力量,消耗得干干净净。

目前来说,全世界最普遍的治理模式,仍然是精英模式,资本家动员模式。精英们在沙龙里彬彬有礼的博弈,能整合的资源固然有限,但好歹能实现自律,整体可控,破坏力非常有限。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草根模式,动员能力固然非常强大,然而破坏力也惊人,草根也没有自律能力,一团散沙一旦聚合为沙球,只能是顺势翻滚,将挡在前面的生灵,消灭得一干二净,直到碰到最坚硬的钉子,被撞得粉碎,才会停止破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搞经济的方式,仍然是最为传统的草根动员模式。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产业工人是中国制造业兴起的决定性力量。而产业工人中最为庞大的群体,就是中国现在总数高达2.6亿的农民工。这些人怎么来的?这是我们的基层政府,运用最传统的人盯人策略,一个个的动员出来的。改革开放后,东部城市的市长和中西部城市的市长见面,基本上都是谈农民工问题。前二十年是中西部想主动往东部送人;后十年是东部想从西部要人;最近这几年,是西部想把人从东部挖回去。这个国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了工业化。搞制造业没钱?用农业补贴工业,农民补贴工人。修桥修路没钱?集中资源!举全国之力完善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哪怕西部穷到一家人穿一条裤子,也要把东部的高速公路网修起来。

中国人也认这一套,几乎是毫无怨言。90年代很多西部的学生第一次走出家门,到了北京上海读大学,出火车站广场一看,当场就能被那繁华给震到呆傻掉。中共的这种社会动员能力,真是让世人震惊。中国因此在第一次产业大转移的浪潮中,迅速抢夺到了最大的蛋糕,欧美要往外转移基础制造业,那真没其它国家可以和如此有效率的中国政府竞争。

然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搞经济,将整个中华民族充分动员起来的结果,就是整个国家都被经济绑架。此前我们动员群众的方式是创造假想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方式则直指人心深处最深处的欲望:共同富裕。我们编造了一个人人都富足的未来,我们用无所不入的宣传机器让每个人都相信未来会丰衣足食。我们使用了最强大的动员力量,将2.6亿的强壮的农民驱离了农田,让他们进入了制造业领域,将他们培养成了有组织的制造业工人,给了他们在城市定居的希望。我们强制无数的国企员工下岗,让他们下海搏浪,经受商业文化的冲击。我们将生老病死统统市场化,让资本的腥臭蔓延整个大陆。我们搞起经济来不遗余力,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越了此前三十年的想象。那么,我们在经济下行的这一刻,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一次,我们能控制住从未有人控制得住的草根的爆发力量吗?那早已焚烧起来的燎原大火,会烧到我们自己身上吗?

这个已经没有了伟人的时代,这个草根当道的时代,这个最渺小的人也能发出最强硬声音的时代,这个诸神的黄昏,将会看到一次什么样的落日?

第一章

纸币时代的终结

自从人类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商品交易就开始了。早期的商品交易无非是以物易物,尤其是国际贸易,一般都是以物易物形式。中国古代流行的铜币,跨过丝绸之路,进入中东地区,就变成垃圾,阿拉伯的弯刀战士们热爱的可是光灿灿的金币。真正的国际货币的出现,还得等到大英帝国一统江湖,在全球到处建立殖民地,将英国的金本位体系移植给全世界。英格兰发行的金币,是大英帝国征服全球的利器,其地位比今天的美国发行美元还牢靠的多。

拥有全球唯一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英国佬,可以躺着挣钱,也就是“钱息”。钱息这个词,实在是能让这世界上稍微有点势力的国家都红了眼睛。发行一枚价值一英磅的金币,金含量可以只有0.7英镑,大家照样信任它的信用,相信可以拿着这枚金币去大英帝国央行换取到足额的金子。这差额部分,就是“钱息”。政府的7毛钱能当1块钱用,这种好事去哪里找?所以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自从建立起来,就遭遇到疯狂的挑战。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强国至今和英国的关系不好,就是在那个混战时期留下的宿怨。

英国的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二战之后,美国强势崛起,雄霸天下,成为世界黄金储备第一的国家,取英国而代之。英国就此沉沦下去,现在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要注意的是:拥有国际铸币权的国家,挣钱挣得太容易,后果就是产业空心化。躺着铸币挣钱,谁还愿意干实业啊?铸点钱出来做贸易就得了,工厂这种又苦又累的活,还是让德国人去干吧。英国的铸币权维持了足足两百年,其后果就是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国,竟然就此变成了一个买空卖空的贸易国,制造业几乎就归零。这种产业空心化文化又影响了它的殖民地香港,使得香港逐渐抛弃了乃以起家的制造业,建立起一种畸形的金融买办型经济体,富了少数人,而大多数港人却陷入无业可就的窘境,对未来充满绝望。

美国从1940年代抢下国际铸币权,维持着金本位的体系,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初期,终于支撑不住了。金本位结束的理由只有一个:黄金产量太小,不足以支持全球日益强大的制造业交易需求。1970年代初期,全球的黄金总量也就是10万吨不到,扣掉各种首饰、家庭储藏以及工业需要,能作为货币发行储备的黄金撑死了也就是5万吨不到,其中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1万吨出头,按当时的金价计算,也就是价值100亿美元多一点。而当时各国的制造业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打完了仗,全世界都在专心致志的发展经济,国与国的交易需求旺盛。对比当时美国过万亿的GDP,英国德国法国各自2000亿左右的GDP,这点子黄金塞牙缝都不够,拿来作为国际货币的信用担保,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勉强维持金本位制度,根本就纯属痴人说梦。所以尼克松总统毫不犹疑地废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美元从此作出纯粹的纸币,获得世界货币地位。它的信用纯粹由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担保,而不再由贵金属储备作为担保。全世界也都欣然接受。美元时代,或者纸币时代,就此降临。

然而,这一次美国人印纸币,与上一次英国人铸金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整个游戏规则都被颠覆了。铸币权不需要强大的实业基础,贵金属本身就有信用,英国人只要维持住军事力量就够了。印纸币就很麻烦。纸币本身没有信用,它的信用完全依赖于发行国的实力。拿着美元的外国人,要能在美国买到他想买的商品,最好是能买到本国买不到的商品,商品类型越高档越好,商品质量越精细越好。所以拥有国家纸币发行权的美国,骨子里就有往高精尖上发展的冲动,创新是人家的本能。虽然基础制造业被转移到了中国,但是老美从没放弃技术研发这一块,高端制造业始终牢牢的掌握在手中。制造业的最高水准,还是得看美国。1970年代之后,历次工业技术的重大突破,都发生在美国,这不是偶然的。信息技术革命完全是由美国人带领,其它国家基本上是在打酱油,这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么一看,美国人的霸主地位,还真没法撼动。要实业有实业,要航母有航母,没事就技术革新一把,全世界拍马都赶不上。勉强能在几十里外踉踉跄跄跟着的,就成了二流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中国大概在百把里外旁若无人的原地踏步,拿着基础制造业堆泥巴玩,看看身边没有其他人和它抢泥巴,高兴得要命。这就是新世纪的国际局势。

然而麻烦在于,印纸币有它的天生缺陷:纸币总额有上限。美国政府不能无限制地印钞下去。纸币这个东西,本质上其实就是政府发行的债券凭证,用政府信用为它的购买力做背书。在发行机制上,就是美国政府向美联储借钱,美联储印出一笔美元交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以后收到了税,就要把钱还给美联储。这么一看,美元的上限,就是美国政府印钱印到还国债利息都还不上的时候。现在美国国债总额接近18万亿,其中最主要的5年期国债利率大概是1.5%不到,这样算起来,每年要还的利息超过2500亿。而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就是2.8万亿左右的规模,拿出其中近1成的收入来还利息?那真拿不出来。在奥巴马执政的这些年,年年都是巨额赤字财政,2013年的财政赤字更是高达万亿。唯一的办法就是印新钱来还旧钱。这个印法是恶性循环,纯属往政府的债务炸弹里添火药。

到了这一刻,美国人也想不出好法子。联邦政府的预算案危机都爆发好几次了,美国两级议会看着预算案里的赤字就犯恶心,每次都不肯干干脆脆批复,先拖着,一直拖到实在拖不下去了,政府都要关门了,才捂着眼睛批上几个月的钱。总之,逼着奥巴马政府改善财政,消灭赤字,已经是美国上下同心,不得不为的事了。所以,美国要自废武功,弱化自己的国际货币地位,鼓励美元和产业回流,这也是势在必行的事。2014年以来这种趋势日趋明显,仅仅看一个数据就够了:201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锐减,不到5000亿,是08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但是世界各国现在全都傻了眼。全世界的国际贸易,有8成都使用美元结算,现在你美国说不玩就不玩了,让其它国家情何以堪。没了美元,大家连怎么做生意都不会了。但是美国人也没办法。国际货币地位虽然很快乐,但要是债还不上,国家信用崩盘,那更可怕。在这种威胁面前,印钱的那点甜头都可以舍弃,美联储对此从不隐晦,从来都是明明白白:世界经济衰退和我美国没关系,只要美元回流,我这边能撑住就行。国际经济的繁荣稳定根本不在美联储的考虑范围之内,美元也绝不承担这样的义务。未来怎么样,你们各国都看着办。

二流国家的应对办法很明确:你美国停止印钱了,我来印!好歹我也算个二流,信用多少有一点。所以欧盟和日本的央行都在搞宽松货币政策,目前看起来还能苟延残喘,算是绝望之中不是办法的办法。绝大多数的贫穷国家其实根本就没办法,只能等死,经济一个接一个的崩盘,说起来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委内瑞拉这种国家已经惨到要当裤子的地步,欠的债根本没钱还,打算出让国土还债。俄罗斯试图牛逼一把,逆天改命,重振雄风,以军事大国的地位建立卢布的信用,抵抗美元回流的威胁,于是悍然入侵乌克兰,结果几轮国际制裁下来,被整成了猪头,卢布跌成了渣渣,现在对美元的汇率是65,一年内贬值了50%。2014年所有的新兴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普遍贬值10%以上,只不过和俄罗斯卢布的惨况比起来,没那么明显罢了。

这就是目前的国际经济大势:纸币时代要走向终结,美元要回流,新的国际货币根本就出不来。恢复金本位纯属扯淡,黄金的总量太少,根本承担不起国际货币的地位。眼看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就要改变,一场大变近在眼前。要说这场巨变能和平度过,我自己就不信。除非目前这些等死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全都乖乖地一直熬到饿死。以人性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就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唯有中国,好像置身事外似的,人民币汇率岿然不动稳如泰山。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也是惨淡萧条得不行,但是外表看起来,这个国家竟然好像抵抗住了美元回流的威胁。这个搞了30年经济总动员的国家,似乎比其它所有新兴国家都要强。现在我的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能以全民总动员的方式,抵御纸币时代终结的风险吗?

第二章

人民币的信用

满清被推翻之后,民国政府的货币基本上以贵金属为信用支撑。袁世凯政府铸造的银币“袁大头”举世闻名,是收藏界的热点品种。老蛮我曾经在家里发现了好多枚,后来偷出来和小伙伴打牌玩,袁大头都输给了小伙伴,赢了一叠糖纸回来,高兴得不得了。贵金属货币没啥可多说的,它本身就有信用。铸币的前提,是掌握丰富的贵金属资源,也就是有钱。民国中期发行纸币,也是以贵金属储备作为前提。到了后期,国共争霸的时候,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支出猛增,美国人的资金支持又停止了,依靠总额10亿美元左右的黄金储备作为发钞的信用支撑,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连一次稍有规模的会战消耗都支持不了。

它的社会动员力极弱,民间的财富根本整合不来,表面上管理着4亿人,其实能收到税的也就是几个大城市,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乡镇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税收都被地方实力派分了。国民党政府被逼得没办法,军费支出又是刚性的,于是只能凭空印钱,越印购买力就越弱,于是只能印更多钱,恶性循环之下,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完全破产,很快就失国。问题根源其实就在国民党孱弱的社会动员力上。没有社会动员力,就整合不了资源,就收不到税,于是凭空印出来的“金圆券”就只能变成垃圾,毫无信用可言。

说到这里,很有必要仔细说一下纸币。早期的纸币一般是以贵金属为信用支撑,有多少贵金属储备,就印多少纸币,了不起多印个30%出来,其实骨子里还是一种金属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黄金白银的总量太少,根本不足支撑市场大规模交易的需要。所以人类进入纸币时代之后,纷纷就要选择抛弃贵金属,将纸币定位为纯粹的信用币:用政府的信用为它做担保。

问题在于,政府的信用从何而来?最标准的答案当然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实力越强,纸币的购买力就越强,放到国际上,汇率就越坚挺。关键是有些政府啥实力都没有,那就要看你印出来的纸币能买到些啥,南美国家的纸币能买到矿山和森林,中东国家的纸币能换石油,这些自然资源也能给纸币加持,增加信用。最差的情况,就是拿着刺刀逼着别人用,不用就刺刀见红,这种情况在人类的纸币发展史上,也不少见,当然这种纸币的流通性和购买力也最弱。说了这么多,现在问题来了:人民币的信用,到底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其实已困扰世人很多年了。

中共发行货币的历史很早了,在1930年代就开始发行。当时我党正处于在国民政府的权力真空区建革命根据地的阶段,到处搞“苏维埃政权”。在中央苏区设立了苏维埃银行总行,在其它苏区设立了分行,统一发行纸币。必须注意的是:从一开始,中共手上就没有贵金属储备,它必须为自己的纸币寻找其它信用支撑。单纯用武力强制发行是不行的,这属于竭泽而渔,捞一把就没了,不是理想远大的共产主义者愿意干的事,所以还得用其它办法。

中共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序章部分解释过,在这套体制之下,老百姓基本上是手无余财的,所有资源都要集中到苏区政府手上。乱世最值钱的就是粮食,而苏区的粮食,基本上都在苏区政府手里。苏区的老百姓拿着苏维埃银行印出来的纸币,才能换购到粮食。所以苏区的纸币,信用非常稳定,接受度也高。当时国民党以贵金属为支撑的法币信用甚至还比不上苏区币,两边打过几次金融战,基本上都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国内经济学界,因此将苏区币的信用来源,简单定义为粮食。但是这个事情要更加深刻的理解: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掌握粮食资源,恰恰在于它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能力保证了它能最大程度的收集整合资源,也就保证了它的纸币信用。

因此,苏区币的信用,完全来源于中共的动员能力,来源于它的资源整合能力,来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信仰。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就足以替代金银的信用,支撑起一种全新的纸币,支持一个政权的诞生。这种事情,想起来就令人激动。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向中共麾下汇集,这并不是因为人家脑残受了骗,恰恰是因为人家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看到了足以颠覆三观的真实事件。

抗战时期,我党继续了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纸币发行方式。相对于此前较为统一的苏区币,这次由于被封锁得更狠,要突破国军和日军的双重封锁太困难,所以各抗日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面值样式各有不同,种类超过500种。但是这一次我党再次成功的建立起了纸币的信用,哪怕是发行方式简单粗暴到近乎儿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总是能给边区货币以信用支撑。让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看起来,整个过程可以这样描述:我党随便拿出一张纸,指着它说,这张纸值100斤大米,它也能轻易花出去。在人类的金融史上,唯有中共,实现过这种逆天的奇迹。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系统崩溃,中共各根据地的纸币照样维持稳定,根本就不受牵连。以社会动员能力作为纸币的背书,以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为货币加持,即便是被封锁、被围剿、被无数次的逼入绝境,仍然可以保持货币信用,并且无惧社会动乱,无惧战争,无惧近在咫尺的物价暴涨。所以,我党能夺取天下,为举国精英迎入北京,也是没有悬念的事。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可以让中共收集到足以应付大规模战争的物质,但这一切,其实是建立在人民的强悍的生产能力之上,建立在他们高昂的生产热情之上。中共所有的社会动员手段,都是为了激发民众的生产热情,让大家斗志昂扬的投入南泥湾大生产,让普通的老百姓不畏生死的在大炮的轰击下继续抢割小麦。事实上,正是根据地老百姓被充分动员后强大的生产能力,才保证了苏区币和边区币的购买力,才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就是中共中原逐鹿的真正本钱。

中共建国后,干了30年的批斗与自我批斗,商品交易本身几乎都被废止,整个国家的经济回归到原始时期,建立在“凭票供应”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物易物差别不大。这段时期根本不需要考虑纸币信用问题。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这一次,我们仍然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将民众完全动员起来,投入到经济生产之中。在“共同富裕”的梦想之下,中国的老百姓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和超乎想象的坚忍。贫瘠的西部种出来一点庄稼,几乎等于是白送给东部的城市居民,自己穷得衣不蔽体,也要让东部的同胞吃饱穿暖了好好搞生产。就这么一直无私奉献了20年,东部的工业产业链基本成型,才开始有东部对西部的反哺,取消农业税,同时发起西部大开发。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变型为部门完备的工业社会,能生产出这个世界上所有种类的工业品。而这,恰恰就是人民币的信用之源。

我们必须要注意,在中共的印钞史中,从未有过贵金属储备的概念。从中共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是一穷二白的身份。它最早的印钞就是基于根据地农民被动员之后的强大生产力,这是中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钱。到了今时今日,这仍然是中共印钞机的动力之源、信用之源。勤劳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汗水给人民币加持。拿着这张纸,大家都相信它可以购买到任何一种工业制品。无论我们的央行如何疯狂的印钞,只要我们的制造业还在,只要我们的生产能力还在,那么,我们的纸币就能维持信用。所以08年我们印了四万亿,我们能守住汇率;今年我们又印了两万亿,我们还是守住了汇率。在苛捐杂税之下苦苦求生的工业企业主们,他们的汗水和坚守,是维持人民币信用的最坚实的防线。中国政府引以为傲的庞大外汇储备,也是我们的制造业主们一双袜子一件衣服的换回来的。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以美元为锚印钞”,事实上,这些美元,都是中国齐备的制造业链条带回来的。被广泛动员的工业能力,才是人民币的信用之源。这就是人民币的信用真相。

然而,悲哀的是,这个国家正在以秋风扫落叶的冷酷方式,消灭自己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这个国家正在摧毁自己的信用根基,并且洋洋得意,自以为发现了经济的新常态。下一章,我会以翔实的数据,阐释制造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冬。

第三章

中国作为大国的破产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实现收支平衡是必须的事。一个家庭不能实现收支平衡,买米都没钱,每天都挨饿,那就只能破产,破产之后不算完,作为生命,日子总得过下去,那就只能走偏路,比如抢劫,比如卖身。偏路也走不通的时候,就只能是活活饿死。所以每逢乱世,很多家庭收入锐减,抢也没地方抢,把邻居做成人肉包子的手艺也不具备,经常就是饿殍千里。

相对来说,公司破产倒是很简单的事。不管你公司有多少优质固定资产,有多少专利技术,有多少高级人才,只要现金流断了,公司就逃不掉破产的命。很多时候,净资产过百亿的企业,能因为短期内2000万的资金缺口,活活地被憋死。说不定最后清算下来,你的百亿资产只能折算成几百万的现钱,于是你只能去跳楼,一了百了。你的员工把你剩下的那点遗产分了,高高兴兴地去找另外一家公司打工,继续祸害另一个老板。

最复杂的破产,就是国家破产。政府有支出也有收入,一旦收支不能平衡,即便是印钱也无法维持的时候,那政府也只能破产。政府破产的结果,是货币丧失信用变成废纸,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消失,警察和军队系统都无法维持,能源供应断绝,整个国家变成丛林社会。

现在,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可能破产?这个建立在经济总动员基础之上的国家,这个以制造业生产能力为印钞之锚的国家,它会不会破产?

考察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关键是观察其收入与负债的比例关系。对于中国政府的债务数据,2005年才开始进行统计,当年度的中央政府负债总额为3.2万亿(注意,这个数据不包含地方政府负债,当时也不太允许地方政府借债),政府财政总收入(包含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收入)为3.1亿,债务额与收入额大致相等,不过也还好,不算离谱,放到国际上,算是个平均水平。

这种平衡关系维持到2007年,当年度的中央政府债务额为5.2万亿,两级政府财政总收入为5.1万亿。再之后,游戏规则变了。胡温政府为了应对08年金融海啸,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政府只出1万亿,其它资金都必须由地方政府配套投资。可怜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讨饭财政,在分税制之下,中央拿走70%税收收入,地方只有30%,所以地方财政的常态就是穷,老师工资都要拖欠的,根本没钱投资。现在逼着地方政府拿钱出来,283名市长对着温总理就是一句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作为交换条件,中央于是放开了对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地方融资平台犹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到2013年,两级政府财政总收入是12.9万亿,中央政府的债务总额是8.7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则是从无到有,膨胀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按照中央调查组2013年中的清查结果,大概是18万亿。这个数据当然是缩水的结果,一定有相当额度的地方债务未能纳入统计。不过我们不管了,就看这个缩水的数据,地方与中央的债务相加,达到20万亿的规模,对比两级政府12.9万亿的收入,债务额是收入的1.6倍。这要还起来,根本不知道怎么还。

2014年以来,地方债的失控状态进一步加剧。在央行疯狂开启印钞机的背景下,地方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债登”)统计的“地方债”发行数据(注意这只是公开发行的地方政府一般性债券,属于地方政府债的一种),1-11月已经达到了4000亿的规模,显著超过去年的3500亿。至于公开发行的城投债,到6月份就已经达到1.1万亿的惊人规模,远远超过去年全年的7千亿。而其它类型的地方政府债新增数量,则根本无从统计。按目前这种发展趋势,中国两级政府的债务总额,今年就能达到总收入的两倍了。

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由中债登托管的债券总量,去年是25.9万亿,今年1-11月份已经达到了28.6万亿的规模,预计全年能达到29万亿的规模。基本上中国公开发行的债券,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和企业债,都会在这个托管系统里反映出来。考虑到中国债市的发债主体基本上都是各级政府和国企,私企能发债的少之又少,所以这个数据,也能反映中国官方债务规模的扩大趋势。基本上,这一届的习李政府,没能控制债务的恶性膨胀,这是板上钉钉,无可质疑的事了。

不幸的是,政府收入方面,则出现了显著的萎缩趋势。2014年1-11月的财政总收入也就是12.9万亿,和2013年全年等同,预计全年的财政增收幅度也就是9%的幅度。此前每年的财政增收幅度,那可都是两位数。06年是22%,07年是32%,08年是20%,09年在金融海啸的余威之下下降到12%,2010年恢复到21%,2011年还有25%呢。然后收入增速开始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2012年是13%,2013年则下降到了10%。这样一看,目前这种财政收入增速,就好像连续遭受了3年的金融海啸肆虐似的。

这种财政增收幅度的连续三年萎缩,一定要找到原因。幸运的是,这种原因很容易找,简直是随手拈来。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总数是45.3万个,2013年则是35.3万个。10万个工业企业消失了。消失的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工业企业呢?2010年纯私营工业企业数量为27.3万个,2013年下降到19.5万个,7.8万个私营工业企业消失了。这就是我们近三年真实的经济状况。这才是冷冰冰的经济真相:民营制造业,正在大规模的死亡,死亡率高达26%。

与此同时,外资制造业逃离中国的趋势,也根本无从掩饰:2010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数为3.99万个,2013年下降到3.12万个。3年时间,外资工业企业的数量减少了8700个,萎缩率达22%。唯有惨烈这个词,才能形容这种极端的萧条。要知道,即便是08、09年金融海啸肆虐的年份,中国的工业企业总数,也能维持42万个规模不变呢。中国的统计数据基本上都是被处理之后的结果,然而企业数量这种冷门数据,关注的人很少,所以被篡改被调整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也相对可信。

最近这三年,在纸币时代终结的大背景下,面对美元和产业回流的趋势,中国完全失去了抵抗之力。全民总动员的经济模式,怎么就抵抗不住产业回流的威胁呢?怎么就保不住我们赖以生存的制造业呢?怎么就丢盔卸甲到现在这样的地步?莫非中国人的工作热情,已经无法再动员起来了吗?

要理解当下中国人的动员力问题,必须追溯到1995的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崩决的关口,在欧美的经济制裁之下苟延残喘。今天的国人大多已经忘了我们当时经历过怎么样的困境,官方承认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1993年为14%,94年为24%,95年为17%。这是非常恐怖的涨幅。93年下半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1比5.64,连续攀升到1比8.27,人民币贬值了6成多。朱总理为了应对困局,激发经济活力,采用了破釜沉舟的经济动员方式,当然,这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后一次经济总动员:国企抓大放下,除了保留若干优势垄断企业外,其它国企全部卖掉,员工强制下岗,将生活安逸的国企员工驱赶到残酷的商海,进入富有竞争力的中小民企;同时在财政上实施分税制,将70%的税收都收归中央,以集中和整合资源。

此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是根据各自的行政职能比例划分的。中央的职能无非是军事外交,在现代政府所有行政职能中比例也就是30%的分量,而民生服务职能全部放在地方政府身上,占比70%,所以此前税收收入的分配,也是中央30%,地方70%。现在一声令下,将税收分配体制倒转过来,但是行政职能的分担方式没有变化,从来没进行过任何调整。中央手里有了钱,当然就有了动员的能力,可以开展大项目的投资和建设,比如三峡工程,比如南水北调工程,以拉动经济发展。

这一次决绝的动员方式影响深远。首先就是,中共逐渐丧失对人力资源的直接掌控。从国企被驱赶出来自谋生路的国人,首先就会丧失对这个政府的信任。考察城镇就业人口数据,2000年国企的就业人数还有8100万人,显著高于民企的1268万、外企的642万和2131万个体户,这三者加起来也就是4041万罢了,只相当于国企就业人数的一半。到了2013年,国企就业人数下降到6365万,而民企则上升到8242万,再加上外企的2963万人、6142万个体户,达到1.73亿的规模,反过来几乎达到国企员工的三倍。

中共逐渐丧失对人力资源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分税制的恶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地方政府只有30%的收入,却要承担70%的行政职能。民生服务职能必须花钱,这些支出都是刚性的,不可能压缩。医疗教育养老交通,任何一项的支出减少,都会造成社会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想想一个城市吧,只有残旧的医院、破烂的学校,坑洼的路面,以及衣食无着的老人,在这里生活的人,绝对不会对这个政府心存感激,然而这确实是我们这个国家广大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现状。一个人穷久了,穷凶极恶,就会丧失道德底线,政府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会有匪夷所思的拆迁,无非是政府想挣点卖地收入罢了;我们会有凶悍如匪的城管,无非是政府收不到流动商贩的税钱罢了。

理论上,越穷的政府,就会越凶恶,官民矛盾就越大。所以广东最穷的潮汕地区,经常爆发恶性的拆迁事件,而湖南贵州的山区,没事就能闹出万人规模的散步。这么一想,东部发达地区,市场经济发达,民企就业人数显著超越国企,中共对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当然很弱,然而即便是中西部穷困地区,同样是民怨沸腾,政府官员走到田间地头去实施动员,基本上就是去找抽。现在这局面,能维持稳定就不错了,维稳费用的花销一直都是个谜,传说中是比军费还要高的,还怎么动员?

此外,将这个国家70%的财富集中到中央,这个巨大的蛋糕,这个从未有过的金灿灿的诱惑,成为对中共人性的终极拷问。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这种资源的高度集中。北宋时期,赵宋王朝聚天下财富于东京汴梁,所有的赋税都要上缴中央,再由中央进行分配。这种结果,是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官商团体,贪婪无度,与民争利,并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根基,司马光和苏东坡,都是官商团体的代表人物,他们也终生服务于这个团体,从未有过任何背叛。煌煌大宋,屡次三番被外族入侵,而汉民普遍冷眼旁观,赵宋王朝丝毫不具备动员汉民抵御侵略的能力。王安石变法,其实是试图进行一次重新分赃:皇族试图从官商团体的利益中夺取一部分,用以强化皇家的军事力量。

现在这一次,朱总理将天下财富聚集北京,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没能抵御住诱惑,恶性博弈再次发生。官商的事情就不说了,国进民退,权贵资本侵占民资产业,太子奶的前科就在眼前,大家都清楚得很。这里只说政府内部的博弈。我们号称有所谓“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会综合考虑贫穷的地方政府的项目需要,向穷市拨款。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脆弱的人性根本经不起拷问。这个从未建立任何外部监督体制的国家,任由一帮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官僚承受以万亿计算的财富的终极诱惑,那最终的游戏规则,一定会变成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行贿,大家一起坐地分赃,至于项目本身,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烂尾了或者根本不存在,也没人过问。随着分赃行为的持续,也一定会形成利益团体,形成派系,所以政坛上随便一数,刚被打掉的四川帮和山西帮,被连根拔起的石油系,正惶惶不可终日的上海帮,五大军区系,各大派系繁花似锦,煞是好看。在利益蛋糕面前狼吞虎咽的各路官系,从不掩饰自己的吃相,嘴角的奶油一直淌到肚皮上,也不会擦一擦。这种官僚团体,也当然不具备社会动员能力。

源自于列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动员能力,有两个基础性条件,第一,将最广泛的民众纳入统一的组织系统;第二,为这个组织寻找到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中共初期组织工会农会,发起群众运动,然后为他们设置假想敌作为奋斗目标。地主、资本家、黑五类、右派、知识分子、美帝,轮着斗了一圈。文革后期,民众开始觉醒,设置假想敌的玩法不好使了,于是转为“共同富裕”这种纯物资的诱惑,一穷二白的老百姓也接受了,工作热情再次爆发出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10年之后,官僚资本开始尝试侵吞民财,“价格双轨制”就是赤裸裸的抢劫,官员的钱竟然比民众的钱更值钱,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还是优先供应,这不是扯淡吗?于是民怨沸腾,80年代末的乱局就不说了,经济上产业凋零,经济活力彻底丧失,到1995年,眼看这个国家就要破产。朱总理临危受命,使用了最决绝的方式,将组织内的民众赶出组织,将生老病死全部市场化,并最大程度的集中财富,算是勉强度过了危机,官方把这个过程叫做“经济软着陆”,其实是用逼迫老百姓自生自灭的方式,让他们自我动员,自我救赎。从这一刻开始,“组织”在逐渐消失,并被民众慢慢淡忘。动员的大义也不存在了,“共同富裕”已经被一再证明是一个谎言,而中共的高层领导,也没能经受住集中起来的财富的诱惑,他们的人格魅力也已经消失殆尽。中国政府正在日益快速的丧失动员能力,而社会动员能力,恰恰是中国政府的统治根基。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脆弱到了危险的地步,或许,只要最后轻轻的一推,就足以让这个国家破产。

第四章

不一样的危机

在中共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经历过的真正的经济危机,就是两次,一次是1995年,还有一次就是现在。只不过这一次的危机,不同于1995年。95年的那次危机,是源于我们自己内部瞎搞,是所谓内生型的危机。红色权贵们通过“价格双轨制”赤裸裸的抢劫,连掩饰都没有,太恶心人了,不弄出危机来简直对不起中国5000多年的权谋史。而当时的国际经济局势,仍然是产业大转移,美国、欧洲,包括日本,都在向外转移基础产业,专心挣着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钱息。所以当时只要我们再动员一把,把体制内的懒人赶进商海,总能抢到产业,总能度过危机。

而这一次,则是内外交迫。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债务都已经到了极限,美国政府引导美元回流以降低债务的决心之坚定,可以说是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不敢再印钱。你再怎么阴谋论说这是美国佬想要剪羊毛了都没问题,关键是现在羊毛已经剪到你身上了,你还躲不过去。美国人撤回资金和产业的趋势已经无可争议了,2014年三季度人家的GDP增长率竟然高达5%,失业率下降到08年以来的最低点。这种数据看起来就像发展中国家似的,只能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根本都不像发达国家的蜗牛式经济。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以强硬的手段将世界带入了美元时代,让美国繁荣了30年;而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则要结束美元时代,目前看来他是对的,美国还能继续繁荣下去,至少不会比中国死得早。而能比中国多一口气,就足够了,就能在中国的废墟上建设经济殖民体系了。在老美看来,奥巴马的八年任期做到现在这种程度足够了,接下来就是擅长外交和打仗的共和党的工作了。

在国内,则是一片萧条。地产市场在狂飙猛进了15年之后,今年终于显出了疲态。2013年全年的商品房销售额是8.1万亿,对于2012年上涨了26%,这种销售规模的上涨幅度是常态,大家一点都不惊讶。而到了今年,1-11月的销售额仅仅只有6.4万亿,预计全年也就是7万亿左右,对比2013年的数据,不说增长了,竟然整个市场规模萎缩了10%以上。这可是晴天霹雳,自从1998年放弃福利分房政策,启动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除了08年金融海啸期间萎缩过一把,市场规模年年都是大增。这样看起来,中国经济就跟金融海啸时期一样惨。

就业方面,更加惨不忍睹。经济学博士李总理年中时候在外国吹牛逼,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虽然降了,但是我党我国一定能保住就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种逆天的话直接把全世界的媒体都给震了,没人再说话,纷纷的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这位经济学大师。于是国内的媒体都HIGH了,说李总理大涨了中华的威风,外国鬼子都被吓住了。然而一查数据,原型毕露。11月份官方公布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8.2,并且整个2014年,都在48左右小幅度浮动。注意这种数据以50为分界线,高于50就是扩张,低于50就是萎缩。现在你制造业就业指数整年都是个48的水平,处于明显的萎缩状态。再往前看,上一次这个指数高于50,还是2012年5月份的事,这么一看,你的制造业都连续萎缩了2年半了,这也刚好和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连续三年萎缩的数据对应起来,算是数据上的相互印证,根本无从抵赖。

至于非制造业,就业情况同样不乐观。还是官方数据,6月份的“非制造业就业人员指数”还能有50.4%,此后每个月都低于50,在49左右浮动,10月份是48.9%,11月份是49.5%,连续5个月处于萎缩状态,这是在中国07年开始进行这项数据统计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要知道这些年中国的服务业其实发展得还不错,零售店餐饮店开得遍地都是,看起来很能吸纳就业人口似的,现在也萎缩了。原因很简单:制造业都萎缩了2年半了,财富的源泉枯萎了,旱情总要向下游蔓延。于是房子也买不起了,车子也买不起了,饭店也吃不起了。唯一红火的是淘宝店,刚好便宜,大家都穷的时候也不讲究质量,正版不正版的根本没关系,于是淘宝的双11活动火爆得不得了,仅天猫的成交额就有570亿,远远超出去年的350亿。这种情况反映出的,是整个国家的典型的屌丝消费型特征。屌丝再往下走,就是流民,就是暴民了。

就这么一看,地产业全年萎缩,制造业都萎缩两年半了,消费萎缩了半年,整个国家都处于萧条之中,唯有央行在孜孜不倦的印钱,热情高涨,没事就创新出一种印钱方法。定向宽松、常备借贷便利,降息,最近又搞出一个隐性降准的玩法,据说能释放1万亿的钱。至于央行是怎么印钱的,印了多少,我们都不知道,算是国内最顶级的机密,没有之一。反正国内知道的人也不多,被架空了的李博士估计也被蒙在鼓里,糊里糊涂的,还公开声明反对印钱投资模式。结果到了年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被发改委批了出来,两个月内光铁路就批了28条,这些全都是得印钱来建的。御用经济学家们此刻集体失声,不知道是该点赞还是该骂娘。

在人类历史上,以印钱来应对萧条,没有成功的先例。1930年代德国这么干,直接把全世界带进了纳粹军旗的阴影之下。简单的开动印钞机,就能振兴经济,除非人民币是跟美元似的的国际货币还差不多。然而我们之前就说过了,人民币的信用源于这个国家曾经的广泛动员能力,源于我们被动员之后的强大的生产能力。没有了生产能力,人民币直接就是废纸。现在国际产业回流,国内的制造业持续萎缩,国家的动员力也削弱到了若有如无的地步,还指望无论怎么印都能维持住人民币的信用,这就是说梦话。所以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没事就剧烈的波动一把,根本就稳不住。再这么波动下去,大家对人民币的信心会越来越弱,守住汇率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到守不住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崩盘。

中国人目前对这个国家目前经历的经济困境,普遍抱着的都是冷眼旁观的心态。想要主动闹事的不多,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的本份人,有胆量混水摸鱼的还是稀罕物。然而现在问题在于:唯有再一次的全民总动员,才能应对危机。冷眼旁观是不行的,这是等死,而且也等不了几年。从萎靡的制造业中流出来的强壮的劳动力,需要找到工作,不然他们摇身一变,就是流民和暴民。服务业没了消费力,当然也得萎靡,也吸纳不了就业。目前只能靠印钱搞基础设施建设来吸纳就业人口,勉强支撑经济。然而,了不起你能印钱支撑完2014年,支撑过2015年,到2016年,人民币就会变成“金圆券”,信用彻底丧失,到那时整个车尾箱都堆满现金,也加不满一箱油。这种日子就意味着末日。

作为天生的乐观主义者,给本文一个这样凄凉的结尾,实在不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我在此给出另外一个可能性。要应对这一次的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振这个国家的动员能力。

既然整个改弦更张的做法行不通,那就修修补补吧。党在政府层面的权力可以继续维持,至少把立法和司法层面的权力交出来,把法律的威严真正建立起来。至少你得让老百姓相信,这次你中共把大家伙动员起来,和老美打制造业争夺战,凡是获得的战果,都能得到法律层面切实的保护,不会再被红色权贵肆意的侵吞。这才是壮士断腕的改革。这意味着人大系统、法院系统、检察系统,要真正的去党组织化。人大代表要有真正的选举,法官和检察官要有真正的法律人内部选拔机制。如果能实现这一条,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和老美狠狠的打一场,输赢固然不可知,但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毫无抵抗力,好歹也能抢回来一些产业,减少一些流民,让灾难爆发的时候,不至于那么惨烈。

然而,这唯一的路径,或许也根本是走不通的吧。

少吃酸性的荤食类,多吃碱性食物 ,另外可吃绿藻和带壳菱角汤,改变你的体质,并励行接近自然的良好生活规律,增加运动,调整好心态——这是养生的秘诀!和尚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们从未得癌症。记住:饮食、睡眠、运动、心态!!

一、一个实例:治疗癌症--酸性体质和碱性食品

上个月,我们公司的一个女孩子死了。这个女孩子两年前才进公司,只有二十多岁,去年五月份刚刚结婚,六月公司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肺部有阴影,后来检查得知是肺癌。因为深圳没有什么好医院,因此去北京的中国医学院肿瘤医院治疗,治病花了十几万,进行了几个月的化疗和放疗,始终没有治好,病情反而恶化,最终于上个月病故。一个花季少女竟然这么快就凋零了,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可是也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关心自己的健康,下面是一篇关于癌症的文章,我想,如果她没有去医院化疗的话,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呢?

1、癌症与酸性体质 三十多年前有一位服务于公卖局台北啤酒厂的张先生,参加该啤酒场选派技术人员到国外深造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及格。在出国前经某公立医院体检发现罹患有像小孩拳头大小的肺部肿瘤,因而不能出国。张先生非常失望之余,一直怀疑诊断有误;于是再到另一家医院检查,结果还是证实原来的诊断并无错误。 当时年轻力壮的张先生得到这样的绝症,在人生绝望之余,多次打电话给当时任职台东县政府黄顺兴县长机要秘书的魏姓同学。魏姓同学便利用星期日赶到台北和张先生见面,张先生向魏同学详述相关绝望的详情和悲观感受,并请位同学协助其后事,恰逢魏同学与前任马偕医院院长(1949-55年)、专精于癌症临床研究的吕革令博士系知交好友。

当即建议前往访求吕博士医治,起初张先生说不愿再看医生,以免徒增伤悲;但魏同学说先前已以电话请教过吕博士并安排好时间,张先生只好偕同前往吕博士住处造访。 吕博士和张先生见面就说:“魏先生是我的好友,介绍你和我认识是我们的缘份,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我请教你:癌症为什么叫绝症,你可知道吗?” 张先生和魏先生都不知道如何作答。吕博士又说:“人类医治癌症到目前为止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消灭病源,第二条路是增加抵抗力。但很奇怪的是,癌无论用钴60 或其他药物去消灭癌细胞,可是癌细胞还没被消灭,好的细胞却先被杀死。另无论用什么营养、补药,好的细胞还未吸收,癌细胞却先吸收、让癌长得更快;因此可说上述两条路都行不通,所以叫绝症。” 吕博士又说:“人类的聪明连登陆月球也都已经成功,但为什么没有人去怀疑上述两条治癌的路是在钻牛角尖,而另外找第三条路呢?根据我以往在马偕医院做癌症方面的临床实验,并得院内各部同仁协助,我发现癌症病人血液检查的结果百分之百都是酸性反应。长期素食、且生活接近自然的佛寺僧尼,由于体质都偏属优质弱碱性,所以尚没有发现罹患癌症的病例。因此我大胆的断定在弱碱性体质的状态下,癌细胞是无法生长、甚至是无法生存的。张先生,我建议你从现在起少吃酸性的荤食类,多吃碱性食物 ,另外可吃绿藻和带壳菱角汤,改变你的体质,并励行接近自然的良好生活规律;如果五年内不死、你就没问题了。” 张先生依照吕博士的建议,认真改变吃的习惯,每天又吃绿藻、喝菱角汤,乐观加上每天适当的运动,一年后再到同一公立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肿瘤不但没有长大、反而已呈现萎缩状态,遂令医院检查人员惊为奇迹,五年后竟完全处于萎缩、至近于消失状态。 经过了将近四十年岁月,现在张先生的健康情况完全正常,生活起居甚为愉快。

继张先生之后,有位前台东省立医院总务课长陈添寿先生,同样得到肺癌;魏先生得知后将张先生的经过转告陈添寿先生,陈先生乃依照吕博士的建议进行改变体质,结果与张先生同样治愈癌症。那时吕博士全加已移民美国,事后吕博士回来台湾再与魏先生见面时,魏先生将张先生和陈先生的经过告诉吕博士,并提议由他们俩位亲自向吕博士陈述,请吕博士发表其改变体质之自疗成果报告。 吕博士谦虚地回答说:“我年事已大,且没有临床纪录不能做为成果。请魏先生转告亲友,如果友人认同的话,请他们继续做体验并广为宣导………” 据上篇所述得知:吕博士在马偕医院所做癌症方面的临床实验,发现癌症病人血液检查的结果,百分之百都是酸性反应,并建议病人少吃酸性的荤食类,多吃碱性食物,另外可吃绿藻和带壳菱角汤,改变体质,并励行接近自然的良好生活规律。 碱性食物对健康有益,相信大家都已知悉之常识,不是有一句话吗?相信各位也应听说过:人间食禄是一定的(详见了凡四训)。换句话说,大鱼大肉者,病痛缠身,食尽,提早离世;清粥小菜,细水长流,健康又愉快。 为健康着想,请多多吃素吧,朋友们!您以为呢?试试便知!

2、一些常识 85﹪癌症病患属于酸性体质,健康人的血液是成弱碱性的,约是PH7.35~7.45左右;婴儿也是属于弱碱性的体质;成长期的成人有体质酸化的现象。因此,如何使体质维持在弱碱性就是远离疾病的第一步。

3、酸性体质的生理表征 1). 皮肤无光泽。 2). 香港脚。 3). 稍做运动即感疲劳,一上公车便想睡觉。 4). 上下楼梯容易气喘。 5). 肥胖、下腹突出。 6). 步伐缓慢、动作迟缓。

4、为什么会形成酸性体质?

1).过度摄取乳酸性食品 肉类、乳酪制品与蛋、牛肉、火腿等皆属于酸性食品,摄取过量的酸性食品血液会倾向酸性而变黏稠,不易流到细血管的末稍,而易造成手脚或膝盖的冷寒症,以及肩膀僵硬和失眠等。
2).生活步调失常会造成酸性体质
(1).生活步调失常会造成精神与肉体的压力。
(2).据统计,晚睡者罹患癌症的机率比正常人高出五倍。
(3).人类本来就活在节奏的世界里,无法事先储备睡眠或饮食,也不能日夜颠倒。
(4).人体内脏受自律神经控制,白天主要是交感神经活动,晚上则由副交感神经工作,若使其错乱、倒置就亦百病滋生。
3).情绪过于紧张
(1).文明社会会造成的压力。
(2).工作上或精神上的压力。
(3).当一个人承受精神压力后,一旦紧张松弛,有时会造成猝死,称为潜在性副肾皮质机能不全症。

附录1:常见食物的酸碱性

尤其是天然绿藻富含业绿素,是不错的碱性健康食品,而茶类不宜过量,最佳饮用时间为早上九点至十一点。

蔬菜 水果 肉蛋鱼禽及其制品 坚果/豆类/米面 饮料/零食/油/调料
强碱性 茎叶类:白菜、菠菜、生菜、卷心菜、海带、海带及海藻类、莼菜、马齿菜、蕺菜(鱼腥草)、蕹菜(空心菜)ps:几乎所有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都属于碱性食物果实/膨胀根茎类:黄瓜、胡萝卜、芋头、番茄、佛手瓜、西葫芦、葫芦瓜、瓠瓜 柑橘类、无花果、西瓜、葡萄及葡萄干、甜瓜、香瓜、哈密瓜、菜瓜、蒟弱 板栗、杏仁 饮料类:茶、咖啡、葡萄酒调味类:蜂蜜、食盐、食醋、食碱
中/弱碱性 茎叶类:竹笋、香菇、蘑菇、慈菇、金针菇、猴头、黑木耳、油菜、芹菜、菠菜、菜花、茼蒿、荆芥、荠菜、银耳、香椿、韭菜、雪里蕻、芫荽、高丽菜、芦笋、牛蒡果实/膨胀根茎类:四季豆、洋葱、生姜、大蒜、辣椒、甜椒、苦瓜、冬瓜、丝瓜、南瓜、莲藕、茄子、番薯(红薯)、马铃薯(土豆)、甘蓝菜、莴苣、茭白、甜菜(紫菜头)、百合、大头菜、胡椒、薤白(野蒜) 草莓、苹果、梨、香蕉、樱桃、梅干、柠檬、山楂、猕猴桃、柿子、桑葚、甘蔗、香蕉、荸荠、枇杷、芒果、罗汉果、石榴、木瓜、龙眼(桂圆)、槟榔、荔枝、柠檬、桃子、樱桃。 牛奶 绿豆、大豆、豆浆、豆腐、魔芋、葛粉
中/弱酸性 葱、海苔、豌豆 蛋肉禽类:鸡蛋白、奶油、牛油、黄油、培根、火腿、香肠水产类:虾类、章鱼、鱿鱼、鳗鱼、河鱼、鲤鱼、文蛤、章鱼、泥鳅、鲷鱼、鲍鱼 面条、面粉、意粉、空心粉、米糕、荞麦、大麦、荞麦、玉米、燕麦、黑麦、大麻种子、大多数豆类PS:粗粮大多是碱性的,细粮是酸性 巧克力、油炸豆腐PS:几乎所有油炸类食品和甜点油类:果油、菜籽油、玉米油、大麻籽油、胡麻油、猪油、橄榄油、红花油、芝麻油、葵花籽油
强酸性 蛋肉禽类:牛肉、猪肉、鸡肉、兔肉、奶酪、蛋黄水产类:金枪鱼、牡蛎、比目鱼 米、麦、面包、饼干、花生米及花生酱、榛子、核桃、腰果、巴西坚果 啤酒及其它酒类、糖类
常见食 品 酸 碱 度 表
酸 性 食 品 碱 性 食 品
品 种 pH值 品 种 pH值
鸡蛋黄 2.9 橘子 12.1
白酒 3.5 菠菜 11.5
香烟 4.4 10.7
方便面 5.0 10.6
雪糕 5.4 香蕉 10.6
大米 5.4 胡萝卜 10.5
饼干 5.6 咖啡 9.7
糙米 5.7 西瓜 9.6
糖果 5.7 草霉 9.5
面包 5.9 苹果 9.1
纯净水 5.9 葡萄 8.8
猪肉 6.0 莴苣 8.5
鱿鱼 6.0 甘蔗 8.4
小麦粉 6.1 牡蛎 8.4
鹅肉 6.2 茄子 8.3
狗肉 6.2 黄瓜 8.2
火腿肠 6.2 芹菜 8.0
鸡肉 6.3 鸡蛋白 8.0
鲫鱼 6.4 元葱 7.8
加鱼 6.4 小豆 7.6
牛肉 6.5 水菜 7.5
大马哈鱼 6.5 莲藕 7.5
鸭肉 6.6 人奶 7.4
大麦 6.8 大豆 7.4
豌豆 6.9 牛奶 7.2
干紫菜 7.0 豆腐 7.2

附录2:保健食品列表

绿茶(延年益寿,抗癌,上午喝)
葡萄皮(抗衰老,防心脏病,降血压、降血脂)
豆浆、黄豆、豆腐(抗5种癌,含有钾、钙、镁等,钙含量比牛奶多)
酸奶(维持细菌平衡,可以少得病)
骨头汤(骨头汤里含琬胶,延年益寿)
蘑菇汤(提高免疫力)
老玉米(预防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减少脸部皱纹)
荞麦(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
白薯、红薯、土豆(润滑肠道,吸收脂肪、糖类,吸收毒素)
燕麦(降血脂、降血压) 小米(除湿、健脾、镇静,安眠)
胡萝卜(美容,养头发、养皮肤,防感冒)
南瓜、苦瓜(刺激维生素细胞,产生胰岛素。防糖尿病)
西红柿(抗癌。注意!吃法有讲究,必须加温,西红柿炒鸡蛋,或西红柿鸡蛋汤都可以。生吃西红柿不抗癌)
大蒜(抗癌之王!注意!吃法有讲究,必须先把它切成片,一片一片的薄片放在空气里15分钟,它跟氧气结合以后产生大蒜素。大蒜本身不抗癌,大蒜素才抗癌,而且是抗癌之王)
黑木耳(使血不粘稠,治疗心脏病)
螺旋藻(治百病,如糖尿病、胃炎、肝炎;提高免疫力;抵抗电脑辐射;预防白血病)
肉类(总原则:越小的东西越好,海洋的比陆地的好。虾米比小鱼好,小鱼比大鱼好,大鱼比鸡肉好,鸡肉比羊肉好,羊肉比猪肉好,猪肉比牛肉好。)

一、选择职业
职业的选择,总的来说,无非就是销售、市场、客服、物流、行政、人事、财务、技术、管理几个大类,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500强的CEO当中最多的是销售出身,第二多的人是财务出身,这两者加起来大概超过95%。现代IT行业也有技术出身成为老板的,但实际上,后来他们还是从事了很多销售和市场的工作,并且表现出色,公司才获得了成功,完全靠技术能力成为公司老板的,几乎没有。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销售就是一门跟人打交道的学问,而管理其实也是跟人打交道的学问,这两者之中有很多相通的东西,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让别人去做某件特定的事情。”而财务则是从数字的层面了解生意的本质,从宏观上看待生意的本质,对于一个生意是否挣钱,是否可以正常运作有着最深刻的认识。
公司小的时候是销售主导公司,而公司大的时候是财务主导公司,销售的局限性在于只看人情不看数字,财务的局限性在于只看数字不看人情。公司初期,运营成本低,有订单就活得下去,跟客户也没有什么谈判的条件,别人肯给生意做已经谢天谢地了,这个时候订单压倒一切,客户的要求压倒一切,所以当然要顾人情。公司大了以后,一切都要规范化,免得因为不规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同时运营成本也变高,必须提高利润率,把有限的资金放到最有产出的地方。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股东才不管你客户是不是最近出国,最近是不是那个省又在搞严打,到了时候就要把业绩拿出来,拿不出来就抛股票,这个时候就是数字压倒一切。
前两天听到有人说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能做什么?”,等到公司做大了有规模了,我们想“不能做什么。”很多人在工作中觉得为什么领导这么保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错过很多机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还年轻,你想的是“能做什么”,而作为公司领导要考虑的方面很多,他比较关心“不能做什么”。
我并非鼓吹大家都去做销售或者财务,究竟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和你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有关系,有些人就喜欢下班按时回家,看看书听听音乐,那也挺好,但就不适合找个销售的工作了,否则会是折磨自己。有些人就喜欢出风头,喜欢成为一群人的中心,如果选择做财务工作,大概也干不久,因为一般老板不喜欢财务太积极,也不喜欢财务话太多。先想好自己要过怎样的人生,再决定要找什么样的职业。有很多的不快乐,其实是源自不满足,而不满足,很多时候是源自于心不定,而心不定则是因为不清楚究竟自己要什么,不清楚要什么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想要,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我想,我们还是因为生活而工作,不是因为工作而生活,生活是最要紧的,工作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总是觉得生活的各方方面都是相互影响的,如果生活本身一团乱麻,工作也不会顺利。所以要有娱乐、要有社交、要锻炼身体,要有和睦的家庭……最要紧的,要开心,我的两个销售找我聊天,一肚子苦水,我问他们,2年以前,你什么都没有,工资不高,没有客户关系,没有业绩,处于被开的边缘,现在的你比那时条件好了很多,为什么现在却更加不开心了?如果你做得越好越不开心,那你为什么还要工作?首先的首先,人还是要让自己高兴起来,让自己心态好起来,这种发自内心的改变会让你更有耐心,更有信心,更有气质,更能包容……否则,看看镜子里的你,你满意么?
有人会说,你说得容易,我每天加班,不加班老板就会把我炒掉,每天累得要死,哪有时间娱乐、社交、锻炼?那是人们把目标设定太高的缘故,如果你还在动不动就会被老板炒掉的边缘,那么你当然不能设立太高的目标,难道你还想每天去打高尔夫?你没时间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但是上下班的时候多走几步可以吧,有楼梯的时候走走楼梯不走电梯可以吧?办公的间隙扭扭脖子拉拉肩膀做做俯卧撑可以吧?谁规定锻炼就一定要拿出每天2个小时去健身房?你没时间社交,每月参加郊游一次可以吧,周末去参加个什么音乐班,绘画班之类的可以吧,去尝试认识一些同行,和他们找机会交流交流可以吧?开始的时候总是有些难的,但迈出这一步就会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而每天工作得很苦闷,剩下的时间用来咀嚼苦闷,只会陷入恶性循环,让生活更加糟糕。
跳槽与积累
首先要说明,工作是一件需要理智的事情,所以不要在工作上耍个性,天涯上或许会有人觉得你很有个性而叫好,煤气公司电话公司不会因为觉得你很有个性而免了你的帐单。当你很帅地炒掉了你的老板,当你很酷地挖苦了一番招聘的HR,账单还是要照付,只是你赚钱的时间更少了,除了你自己,没人受损失。
我并不反对跳槽,但跳槽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频繁跳槽的后果是让人觉得没有忠诚度可言,而且不能安心工作。现在很多人从网上找工作,很多找工作的网站常常给人出些馊主意,要知道他们是盈利性企业,当然要从自身盈利的角度来考虑,大家越是频繁跳槽频繁找工作他们越是生意兴隆,所以鼓动人们跳槽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会常常告诉你,你拿的薪水少了,你享受的福利待遇差了,又是“薪情快报”又是“赞叹自由奔放的灵魂”。至于是否会因此让你不能安心,你跳了槽是否解决问题,是否更加开心,那个,他们管不着。
要跳槽肯定是有问题,一般来说问题发生了,躲是躲不开的,很多人跳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如果这种不开心,在现在这个公司不能解决,那么在下一个公司多半也解决不掉。你必须相信,90%的情况下,你所在的公司并没有那么烂,你认为不错的公司也没有那么好。就像围城里说的,“城里的人拼命想冲出来,而城外的人拼命想冲进去。”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的问题,没有问题的公司是不存在的。换个环境你都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与其如此,不如就在当下把问题解决掉。很多问题当你真的想要去解决的时候,或许并没有那么难。有的时候你觉得问题无法解决,事实上,那只是“你觉得”。
人生的曲线应该是曲折向上的,偶尔会遇到低谷但大趋势总归是曲折向上的,而不是象脉冲波一样每每回到起点,我见过不少面试者,30多岁了,四五份工作经历,每次多则3年,少则1年,30多岁的时候回到起点从一个初级职位开始干起,拿基本初级的薪水,和20多岁的年轻人一起竞争,不觉得有点辛苦么?这种日子好过么?
资本靠的就是积累,这种积累包括人际关系,经验,人脉,口碑……如果常常更换行业,代表几年的积累付之东流,一切从头开始,如果换了两次行业,35岁的时候大概只有5年以下的积累,而一个没有换过行业的人至少有了10年的积累,谁会占优势?工作到2-3年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工作不顺利,好像到了一个瓶颈,心情烦闷,就想辞职,乃至换一个行业,觉得这样所有一切烦恼都可以抛开,会好很多。其实这样做只是让你从头开始,到了时候还是会发生和原来行业一样的困难,熬过去就向上跨了一大步,要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都会碰到几个瓶颈,你熬过去了而别人没有熬过去你就领先了。跑长跑的人会知道,开始的时候很轻松,但是很快会有第一次的难受,但过了这一段又能跑很长一段,接下来会碰到第二次的难受,坚持过了以后又能跑一段,如此往复,难受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坚持不下去了。大多数人第一次就坚持不了了,一些人能坚持到第二次,第三次虽然大家都坚持不住了,可是跑到这里的人也没几个了,这点资本足够你安稳活这一辈子了。
一份工作到两三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变成熟手,这个时候往往会陷入不断的重复,有很多人会觉得厌倦,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搞懂了一切,从而懒得去寻求进步了。很多时候的跳槽是因为觉得失去兴趣了,觉得自己已经完成比赛了。其实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开始,工作两三年的人,无论是客户关系,人脉,手下,和领导的关系,在业内的名气……还都是远远不够的,但稍有成绩的人总是会自我感觉良好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跟客户关系铁得要命,觉得自己在业界的口碑好得很。其实可以肯定地说,一定不是,这个时候,还是要拿出前两年的干劲来,稳扎稳打,积累才刚刚开始。
你足够了解你的客户吗?你知道他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吗?你足够了解你的老板么?你知道他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吗?你足够了解你的手下么?你知道他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已经积累够了?如果你都不了解,你怎么能让他们帮你的忙,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你又何来的成功?

二、等待

这是个浮躁的人们最不喜欢的话题,本来不想说这个话题,因为会引起太多的争论,而我又无意和人争论这些,但是考虑到对于职业生涯的长久规划,这是一个躲避不了的话题,还是决定写一写,不爱看的请离开吧。
并不是每次穿红灯都会被汽车撞,并不是每个罪犯都会被抓到,并不是每个错误都会被惩罚,并不是每个贪官都会被枪毙,并不是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得到回报,并不是你的每一次坚持都会有人看到,并不是你每一点付出都能得到公正的回报,并不是你的每一个善意都能被理解……这个,就是世道。好吧,世道不够好,可是,你有推翻世道的勇气么?如果没有,你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么?有很多时候,人需要一点耐心,一点信心。每个人总会轮到几次不公平的事情,而通常,安心等待是最好的办法。
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等待,需要耐得住寂寞,等待属于你的那一刻。周润发等待过,刘德华等待过,周星驰等待过,王菲等待过,张艺谋也等待过……看到了他们如今的功成名就的人,你可曾看到当初他们的等待和耐心?你可曾看到金马奖影帝在街边摆地摊?你可曾看到德云社一群人在剧场里给一位观众说相声?你可曾看到周星驰的角色甚至连一句台词都没有?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段低沉苦闷的日子,我几乎能想象得出来他们借酒浇愁的样子,我也能想象得出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窘迫。在他们一生最中灿烂美好的日子里,他们渴望成功,但却两手空空,一如现在的你。没有人保证他们将来一定会成功,而他们的选择是耐住寂寞。如果当时的他们总念叨着“成功只是属于特权阶级的”,你觉得他们今天会怎    曾经我也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并不比我有能力却要坐在我的头上,年纪比我大就一定要当我的领导么?为什么有些烂人不需要努力就能赚钱?为什么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的人能那么容易赚钱,而轮到我们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正规化了?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在社会里挣扎奋斗了,他们在社会上奋斗积累了十几二十年,我们新人来了,他们有的我都想要,我这不是在要公平,我这是在要抢劫。因为我要得太急,因为我忍不住寂寞。二十多岁的男人,没有钱,没有事业,却有蓬勃的欲望。
人总是会遇到挫折的,人总是会有低潮的,人总是会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的,人总是有要低声下气的时候,这些时候恰恰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碰到挫折,而大多数人过不了这个门槛,你能过,你就成功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耐心等待,满怀信心地去等待,相信,生活不会放弃你,机会总会来的。至少,你还年轻,你没有坐牢,没有生治不了的病,没有欠还不起的债。比你不幸的人远远多过比你幸运的人,你还怕什么?路要一步步走,虽然到达终点的那一步很激动人心,但大部分的脚步是平凡甚至枯燥的,但没有这些脚步,或者耐不住这些平凡枯燥,你终归是无法迎来最后的那些激动人心。
逆境,是上帝帮你淘汰竞争者的地方。要知道,你不好受,别人也不好受,你坚持不下去了,别人也一样,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坚持不住了,那只能让别人获得坚持的信心,让竞争者看着你微笑的面孔,失去信心,退出比赛。胜利属于那些有耐心的人。
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会去看电影《The Pursuit of Happyness》《Jerry Maguire》,让自己重新鼓起勇气,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还是有希望。当所有的人离开的时候,我不失去希望,我不放弃。每天下班坐在车里,我喜欢哼着《隐形的翅膀》看着窗外,我知道,我在静静等待,等待属于我的那一刻。

**网友的话我很喜欢,抄录在这里: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特殊者
含着金匙出生、投胎到好家庭、工作安排到电力局拿1w月薪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当然最好轮到自己
红军长征两万五、打成右派反革命、胼手胝足牺牲尊严去奋斗,最好留给祖辈父辈和别人
自然,不是每个吃过苦的人都会得到回报
但是,任何时代,每一个既得利益者身后,都有他的祖辈父辈奋斗挣扎乃至流血付出生命的身影
羡慕别人有个好爸爸,没什么不可以
问题是,你的下一代,会有一个好爸爸吗?
至于问到为什么不能有同样的赢面概率?我只能问:为什么物种竞争中,人和猴子不能有同样的赢面概率?
物竞天择。猴子的灵魂不一定比你卑微,但你身后有几十万年的类人猿进化积淀。
三、入对行跟对人
在中国,大概很少有人是一份职业做到底的,虽然如此,第一份工作还是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两件事情格外重要,第一件是入行,第二件事情是跟人。第一份工作对人最大的影响就是入行,现代的职业分工已经很细,我们基本上只能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不可能在多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很多案例也证明即使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非常成功,到另外一个行业,往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你想改变世界,还是想卖一辈子汽水?”是乔布斯邀请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考利加盟苹果时所说的话,结果这位在百事非常成功的约翰,到了苹果表现平平。其实没有哪个行业特别好,也没有哪个行业特别差,或许有报道说哪个行业的平均薪资比较高,但是他们没说的是,那个行业的平均压力也比较大。看上去很美的行业一旦进入才发现很多地方其实并不那么完美,只是外人看不见。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有发大财,所以我的建议只是让人快乐工作的建议,不是如何发大财的建议,我们只讨论一般普通打工者的情况。我认为选择什么行业并没有太大关系,看问题不能只看眼前。比如,从前年开始,国家开始整顿医疗行业,很多医药公司开不下去,很多医药行业的销售开始转行。其实医药行业的不景气是针对所有公司的,并非针对一家公司,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这个时候跑掉是非常不划算的,大多数正规的医药公司即使不做新生意撑个两三年总是能撑的,大多数医药销售靠工资撑个两三年也是可以撑的,国家不可能永远捏着医药行业不放的,两三年以后光景总归还会好起来的,那个时候别人都跑了而你没跑,那时的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行业不行了,问题是,再不行的行业,做得人少了也变成了好行业,当大家都觉得不好的时候,往往却是最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金融行业好,金融行业门槛高不说,有多少人削尖脑袋要钻进去,竞争激励,进去以后还要时时提防,一个疏忽,就被后来的人给挤掉了,压力巨大,又如何谈得上快乐?也就未必是“好”工作了。
太阳能这个东西至今还不能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但是中国已经有7家和太阳能有关的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了,国美苏宁永乐其实是贸易型企业,也能上市,鲁泰纺织连续10年利润增长超过50%,卖茶的一茶一座,卖衣服的海澜之家都能上市……其实选什么行业真的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做。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关键是人。
有一点是需要记住的,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直到我们能够预见得到的未来,成功的人总是少数,有钱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一般的,普通的,不太成功的。因此,大多数人的做法和看法,往往都不是距离成功最近的做法和看法。因此大多数人说好的东西不见得好,大多数人说不好的东西不见得不好。大多数人都去炒股的时候说明跌只是时间问题,大家越是热情高涨的时候,跌的日子越近。大多数人买房子的时候,房价不会涨,而房价涨的差不多的时候,大多数人才开始买房子。不会有这样一件事情让大家都变成功,发了财,历史上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发生。有些东西即使一时运气好得到了,还是会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失去的。
年轻人在职业生涯的刚开始,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做对的事情,不要让自己今后几十年的人生总是提心吊胆,更不值得为了一份工作赔上自己的青春年华。我的公司是个不行贿的公司,以前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自己的员工也不理解,不过如今,我们是同行中最大的企业,客户乐意和我们打交道,尤其是在国家打击腐败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做生意不给钱的名声,都敢于和我们做生意。而勇于给钱的公司,不是倒了,就是跑了,要不就是每天睡不好觉,人还是要看长远一点。很多时候,看起来最近的路,其实是最远的路,看起来最远的路,其实是最近的路。
跟对人是说,入行后要跟个好领导好老师,刚进社会的人做事情往往没有经验,需要有人言传身教。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来说,一个好领导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好”的标准,不是他让你少干活多拿钱,而是以下三个。
首先,好领导要有宽广的心胸,如果一个领导每天都会发脾气,那几乎可以肯定他不是个心胸宽广的人,能发脾气的时候却不发脾气的领导,多半是非常厉害的领导。中国人当领导最大的毛病是容忍不了能力比自己强的人,所以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领导很有能力,手下一群庸才或者手下一群闲人。如果看到这样的环境,还是不要去的好。
其次,领导要愿意从下属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一点其实是从面试的时候就能发现的,如果这位领导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几乎不听你说什么,这就危险了。从下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不代表同意下属的说法,但他必须了解下属的立场,下属为什么要这么想,然后他才有办法说服你,只关心自己怎么想的领导往往难以获得下属的信服。
第三,领导敢于承担责任,如果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往下推,有了功劳就往自己身上揽,这样的领导不跟也罢。选择领导,要选择关键时刻能抗得住的领导,能够为下属的错误买单的领导,因为这是他作为领导的责任。
有可能,你碰不到好领导,因为,中国的领导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领导,因为他坐领导的位置,所以他的话就比较有道理,这是传统观念官本位的误区,可能有大量的这种无知无能的领导,只是,这对于你其实是好事,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超过他,你希望他比较聪明还是比较笨?相对来说这样的领导其实不难搞定,只是你要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而已。多认识一些人,多和比自己强的人打交道,同样能找到好的老师,不要和一群同样郁闷的人一起控诉社会,控诉老板,这帮不上你,只会让你更消极。和那些比你强的人打交道,看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学习他们,然后跟更强的人打交道。

四、选择

我们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其实是选择,因此在谈职业生涯的时候不得不提到这个话题。
我始终认为,在很大的范围内,我们究竟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每天我们都在做各种各样的选择,我可以不去写这篇文章,去别人的帖子拍拍砖头,也可以写下这些文字,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整理自己的思路,我可以多注意下格式让别人易于阅读,也可以写成一堆,我可以就这样发上来,也可以在发以前再看几遍,你可以选择不刮胡子就去面试,也可以选择出门前照照镜子……每天,每一刻我们都在做这样那样的决定,我们可以漫不经心,也可以多花些心思,成千上万的小选择累计起来,就决定了最终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未来不是别人给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很多人会说我命苦啊,没得选择阿,如果你认为“去微软还是去IBM”“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当销售副总还是当厂长”这种才叫选择的话,的确你没有什么选择,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选择。但每天你都可以选择是否为客户服务更周到一些,是否对同事更耐心一些,是否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是否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是否把不清楚的问题再弄清楚一些……你也可以选择在是否在痛苦中继续坚持,是否抛弃掉自己的那些负面的想法,是否原谅一个人的错误,是否相信我在这里写下的这些话,是否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生活每天都在给你选择的机会,每天都在给你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你可以选择赖在地上撒泼打滚,也可以选择咬牙站起来。你永远都有选择。有些选择不是立杆见影的,需要累积,比如农民可以选择自己常常去浇地,也可以选择让老天去浇地,诚然你今天浇水下去苗不见得今天马上就长出来,但常常浇水,大部分苗终究会长出来的,如果你不浇,收成一定很糟糕。
每天生活都在给你机会,他不会给你一叠现金也不会拱手送你个好工作,但实际上,他还是在给你机会。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没有任何了不起的社会关系,我的父亲在大学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了边疆,那个小县城只有一条马路,他们那一代人其实比我们更有理由抱怨,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年轻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书都没得读,支援边疆插队落户,等到老了,却要给年轻人机会了。他有足够的理由象成千上万那样的青年一样坐在那里抱怨生不逢时,怨气冲天。然而在分配到边疆的十年之后,国家恢复招研究生,他考回了原来的学校。研究生毕业,他被分配到了安徽一家小单位里,又是3年以后,国家第一届招收博士生,他又考回了原来的学校,成为中国第一代博士,那时的他比现在的我年纪还大。生活并没有放弃他,他也没有放弃生活。10年的等待,他做了他自己的选择,他没有放弃,他没有破罐子破摔,所以时机到来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你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决定在你的每个小小的选择之间。
你选择相信什么?你选择和谁交朋友?你选择做什么?你选择怎么做?……我们面临太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当中,意识形态层面的选择又远比客观条件的选择来得重要得多,比如选择做什么产品其实并不那么重要,而选择怎么做才重要。选择用什么人并不重要,而选择怎么带这些人才重要。大多数时候选择客观条件并不要紧,大多数关于客观条件的选择并没有对错之分,要紧的是选择怎么做。一个大学生毕业了,他要去微软也好,他要卖猪肉也好,他要创业也好,他要做游戏代练也好,只要不犯法,不害人,都没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选择了以后,怎么把事情做好。
除了这些,你还可以选择时间和环境,比如,你可以选择把这辈子最大的困难放在最有体力最有精力的时候,也可以走一步看一步,等到了40岁再说,只是到了40多岁,那正是一辈子最脆弱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如果在那个时候碰上了职业危机,实在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与其如此不如在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吃点苦,好让自己脆弱的时候活得从容一些。你可以选择在温室里成长,也可以选择到野外磨砺,你可以选择在办公室吹冷气的工作,也可以选择40度的酷热下,去见你的客户,只是,这一切最终会累积起来,引导你到你应得的未来。
我不敢说所有的事情你都有得选择,但是绝大部分事情你有选择,只是往往你不把这当作一种选择。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才会有比较好的未来。

这是端木赐香给博友的推荐书目,有些在下也没读过,转来,鞭策自己:

(端木原注:由于学识有限,价值有偏好,更由于个性随意,所以书单排名不分先后,想到哪个是哪个,没想到哪个,请同志们补存,遗漏肯定不少。另外,有些我喜欢的,比如周孝正、袁腾飞,我推荐大家看他的视频;韩寒、贺卫方,你随时关注他的言行,有些视频很帅,也不可漏过;秦晖,文章多,你撵着他的文章看即可;沈志华,书和视频都好看。还有,考虑到腾讯小朋友居多,过于艰深的,就拿下了,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最后,这是个大拚盘,喜欢就挑几筷子尝尝,您随意呵)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

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

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

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

王树增:《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

相蓝欣:《跨国研究:义和团的起源》

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奥威尔:《动物庄园》、《一九八四》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笑蜀:《历史的先声》

何清涟:《我们仍在仰望星空》、《现代化的陷阱》

端木赐香:《那一次我们挨打了》;《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

雪珥:《绝版甲午》;《辛亥:计划外革命》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

刘瑜:《民主的细节》

易中天:《难解的一跃》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果影响人类进步》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

王小波:《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

孔飞力:《叫魂》

韩书瑞:《山东叛乱》

尼采:《看哪这个人》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

威廉•H•布兰察德:《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梁启超:《李鸿章传》

吴晗:《朱元璋传》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

马勇:《1911中国大革命》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

刘军宁:《民主、共和、宪政》;《保守主义》;《民主化:转型与条件》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杨继绳:《墓碑》;《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党员、党权与党争》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

萧延中:《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台港学者论五四》

韦君宜:《思痛录》

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

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

顾准:《顾准文集》

吴相湘:《宋教仁传》

李慎之:《李慎之文集》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马立诚:《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马国川:《争锋: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问题》

王怡:《载满鹅的火车》、《不服从的江湖》、《宪政主义:观念和制度的转捩》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

任东来:《美国宪政历程》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于歌:《美国的本质》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卢梭:《社会契约论》

勒庞:《乌合之众》

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阿伦特:《极权主义及其起源》

彼得·雷森伯格:《西方公民身份传统》

洛克:《政府论》、《论宗教宽容》

伏尔泰:《论宽容》

约翰·穆勒:《论自由》

伯林:《自由论》

伯克:《法国革命论》

马丁·摩根史特恩:《哲学史思路: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

爱德华·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

吉伯特·威尔士:《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

约·罗柏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

林语堂:《吾国吾民》

伯纳·布立昂:《1860:圆明园大劫难》

柯文:《历史三调》

依田喜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

肖传国:《近代西方文化与日本明治宪法》

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

龙应台:《大江大海》;《野火》

野夫:《尘世挽歌》

张鸣:《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辛亥:摇晃的中国》

十年砍柴:《闲看水浒》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柏拉图:《理想国》

莫尔:《乌托邦》

康帕内拉:《太阳城》

扎米亚京:《我们》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

岳南:《南渡北归》

张谦:《揭穿中国文化的弥世谎言》

王跃文:《国画》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

梁晓声:《九三断想》

余杰:《审视中学语文教育》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漂泊》;《中国底层访谈录》

唯色:《西藏笔记》

陈放:《都市危情》

阎连科:《为人民服务》

赵启强:《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

王力雄:《黄祸》、《天葬》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永远寄不出的十一封信》

朱凌:《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

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朱华祥:《新闻界》

晓剑:《沧桑》

胡发云:《如嫣》

旷晨:《年代怀旧丛书》

 

自己打算利用两年的时间把它们干掉,然后我相信我更贴近于真实,我的智慧回更上一层楼。你,不打算看看?

转者按:这是武汉大学电信学院2009届毕业生李元峰的长文,勾画出了他的“成长”历程,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使得他历经迷茫、困惑、不解、愤怒、呐喊、乃至抗争,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你我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大学提倡独立思考,但是一旦你独立思考了,你就会痛苦不堪。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鬼迷心窍阿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理由。在这里,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一、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你认识这样的大学么?

当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大学怎么竟然不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么?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着拖鞋边吃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

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宿舍,散发著异味,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心中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大学生么?这些人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反正大学里也没有人管。后来因为挂科太多被学院劝退,家长过来求情延缓时间,但于事无补,游戏照打不误,直到大四时无法毕业。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在供他读书,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市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继续游戏的机会吗?都说可怜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起那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天下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了。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眼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当时的自己不得而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大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实际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游戏”“看影碟”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老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  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必修的公选课如高等数学等认真学习,但是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求?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看专业叫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改个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大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我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而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缺乏精神思考而且没有老师指引?除了在一些讲座上偶尔能够听到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外,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完课就像是打工混日子,无趣无内容,讲完就走人?为什么大学老师从来不与学生探讨人生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学生对此熟视无睹?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也在从事学生干部工作的道路上,碰到了更多的困惑。

二、为什么要辞去团委副书记? 

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群志气相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大二下的时候,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么?为什么要辞去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在我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候,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那里?到底能够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大学里的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就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学生会做得这么多活动能够解决了么?没有。从我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在各种各样的活动跑着,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在开始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但是慢慢的,我的内心开始不明白,我发现这些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游戏的大学生继续游戏,我内心对于理想的迷惘更没有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解答。于是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大力气很多精力组织这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做学生和大学里真正应该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如果自己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比较不错的实力和老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官”了。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当真正到了这个位置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改变其形式上的作用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那里。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辅导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够引领学生走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个个都感觉良好。学生干部中开始有很多的饭局来“拉进”彼此的关系,喝酒甚至吸烟,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么?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嘛?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

当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庞大的,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作对。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其他能够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么?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的内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心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我看不懂活动的自由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英雄”,做“李百万” 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我很敬佩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做为一个台湾军官,由于反对蒋家王朝的政治腐败,他“叛逃”到大陆。他当然可以享受“义士”级的待遇,在我国的“党政军”系统里快速地升职。但是,他当时叛逃台湾,绝对不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心中的热血理想。我想他后来离开政治圈子,走上学者之路,是不是跟我一样,发现在中国“从政”不能解决“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只好去研究学问,去当学者。否则如果他叛逃的目的,仅仅是想当一个学者的话,当时的台湾条件更好,所以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之一,还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底那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努力去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决定,去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三、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我真的能够专专心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像林毅夫那样?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但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别的学校不了解,但是全国有名的易中天,在武大的时候却因为个性独特,不愿流俗而被排挤,出走厦门大学。后来是学生们敬仰的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教授赵林也要离开武大,引起学生轰动。后来据说校长看民意沸腾,才执意挽留赵林老师,勉强留了下来。但是根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我最近又听说专注学问的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要去华工。一个文科教授,却要离开以文科著名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宁愿去一所工科大学任职,武大到底怎么了?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四大名嘴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教的早期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路”?中国之大,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很不安地探讨自己从事“学问之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位。  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业授道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群体”,他们被一群根本不懂教育的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连知名的教授如赵林,邓晓芒都不得不屈服于“体制”,连四大名嘴尚重生都不断地抱怨无法发挥所长,我一个小小的后生,真的能在“学问”的路上实现理想吗?很多博士生导师会派自己的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上课,自己忙项目,当老板,追逐金钱和权力地位,这与“官场”和“商场”又有什么不同呢?真正的不同,就是这里更虚伪,贴了一张“教育”的皮,所以更害人。

大学的领导不关心学问。他们不关心教师,仅仅是把教师当做打工仔。他们也不关心学生,不理会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很多管学生的“大学领导”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一副“官员”的样子。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受不受社会的欢迎,不关心学科的设计是不是符合教育和社会的要求。他们只关心“如何保住位置”,“如何捞取好处”,如何“买卖文凭”,如何与社会上的官员们“交易”。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授予了很多官员“特聘教授”的头衔拉拢他们,还送出大量的“博士学位”给各级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是有实权的“官员”,学校愿意“证明”他们“很有学问”,让他们捞一笔“学问资本”。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前几个月武汉大学的两个校领导被抓,其中一个还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获奖“杰出领导”,这暴露了大学一系列问题的冰山一角,据说出事以后,很多有实权的“大学领导”们都惶惶不安,生怕有一天查到自己头上来。我相信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事情,可能其他大学更腐败。可是,我关心的是:这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大学,难道真的有“大学精神”吗?真的是一个我要做学问的地方吗?

1.我缺钱么?我们的社会缺钱么?我的人生需要去做一件没人需要的事情吗?

现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在努力创造着物质的财富,每一个城市里可以看到很多忙忙碌碌的人,每个人都在辛苦的追逐着。特别是我在深圳工作,这个节奏很快的城市就是金钱驱动的城市。每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留意下那些等车的和街上走过的人们,很多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和疲惫。大家都在追求金钱以为会带来幸福,可是为什么都这么不快乐?望着车外的人们,我就问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跟他们一样? 我问自己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是,我想幸福于我而言,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开心有价值的工作并能保障物质生活,一个和睦的家庭。并能把这个幸福的圈子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推广,那么我实业的梦想能够带给自己幸福和更多的人幸福么?

再看看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而我们却越来越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的GDP,但同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日下,都市女性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以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儿童以及高校大学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以及我在大学所碰到的种种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怎样去解决?靠追求金钱可以么?

而这些问题却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是要靠文化,靠智慧。如果金钱可以解决,那我们可以用钱买来生理和心理健康,可以买来家庭的幸福和谐,可以买来优秀的文化,我当然应该多赚钱。可惜这一切都买不来。

2. 为什么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

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教育和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都在教学生不断地考试,关注考分,然而,做了那么多的试卷,考了那么多的试,拿了学士、硕士、博士文凭就能解决人生和幸福的问题吗?看一看现在的大学生面貌,有多少人不过是在混一张文凭而已,还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张文凭会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和钱途,可能么?那么多经过高考的学生,走进大学为什么就失去了青年人本来应该有的朝气和活力?为什么他们沉迷网络游戏、在无聊中打发著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呆在家里成为“啃老一族?”还有工作之后很多成为“月光一族”?我们最终都要走上社会,我们最终都要独立地去面对生活和生存,我们最终都要为人父母,我们最终都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真正关乎我们人生幸福的问题,诸如怎样去强身健体,怎样去规划人生方向,怎样去处理婚姻问题,怎样去教育孩子,我们的教育有去关注或者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在学校里培养一群考试的机器,然后出来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老了成为一个等死的废物吗?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问一问亲爱的朋友们,在中国目前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有这样的教育么?没有,中国太缺乏真正的教育、缺乏真正的大学了!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和博导?我们可以看到为各种利益集团说话的所谓“专家”,可以看到为了金钱奔波在官场和商场的教授和博导。

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让我们痛恨的房地产商到现在的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多人都忘了自己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我们可曾知道美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年薪五六万,但是他们的房子只需要三十万左右的美金?而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却需要耗费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去买一套房子,就因为一些人昧着良心攫取高额利润,而让多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面临这个严峻的人生大事,房子真的值那么多钱么?孟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上下交征利,国危矣。三鹿奶粉、各地不断的儿童血铅案例已经用血的事实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而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例子来唤醒大家:如果仅为了钱而忘记了道德,昧了良知,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  在这么一个逐利的社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会静下心来学习和传承我们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老子》、《论语》、《大学》、《金刚经》、《资治通鉴》等等,这些经典的遗产我们继承了么?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能交给,如果不能完成五千年里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们何以有颜面自称为中国人?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这些精髓的传统文化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学校缺乏真正的教育导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盲目逐利、精神空虚、各种社会问题曾出不穷,传统文化精髓遗失,后面两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回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究竟是这个社会在疯狂地走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还是我是一个疯子在危言耸听?

3.为中华之崛起做教育

考虑到如此的地步,我对于自己做实业的想法又发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对于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深地担忧。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写下《少年中国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只有从教育上去入手,培养优秀和有良知的公民及社会领袖,我们才有希望去改变我们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才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会健康、幸福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才能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因此我决定走进大山,去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做一名普通老师,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为我热爱的这个国家,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自己,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唯有文化方能立国,唯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树人!唯有智慧方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的幸福,让一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让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  注:没有想到文章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在此说明下——由于体制内教育的失败,我不可能加入任何一所官办的应试学校来实现自己做真正教育的理想,而选择了在大山里的这所私立精英学堂(别误会,不是农村支教,那样我再努力也只是为体制培养几个低级打工仔),不提学堂名字的原因,是因为避免有人说我是商业炒作(毕竟是私立的),玷污了这个神圣的教育理想。同时,这所学堂目前因为超前的教育理念,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力已波及全国,她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教育的一个范例,因此我也不想借名生辉,借学堂出名。我更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自己踏实的努力来让学堂因我而更荣耀而非相反。希望大家理解。

另外,我开始新的工作才两个月。在这里,我第一次尝到了“挫折”的感觉,相对于我一贯的“顺风顺水”,我在这里明显感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和思想的浅薄。相比一起工作的,跟我同年毕业的同事和朋友,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差异,我需要有更多的努力来提高和完善自己。但是,这反而让我更加高兴,更加认定了自己选择的正确: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不断提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教育强国之梦—-去不断提高自己和需要我帮助提高的人。

写这篇文章目的有两个:

1. 能够唤醒大学里沉睡的一部分人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而非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自助者天助之。

2. 引起更多的人对于教育的关注和反思,因为这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  我们不能因为老师、大学和社会对我们不负责任就放任自流,相反正因为学校和社会没有为我们负责,我们更要加倍地为自己负责,更要认真地思考和选择自己人生。如若能达到此两者,足矣,谢谢各位。

 

身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也看到了和想到了李元峰同学所看到和想到的问题,不过我现在的心态逐渐调整好了,努力做到“见其恶而脸带微笑、骂其娘而心无怒气、惠及他人且能独善自身”。在此对于即将跨入大学和正在读大学的同学谈谈我的看法:

1、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学会独立思考后,你可能更痛苦,但是谁又愿意活得像猪一样呢,蠢猪是没有痛苦的,做一个明白人比什么都重要。多看一些哲学和国外有启发作用的小说,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智慧,比如《论法的精神》、《君主论》、《通往奴役之路》、《忏悔录》、《理想国》、《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等,更多好书推荐,请点击“参照一下,你读过其中基本

2、了解并热爱自己的专业。首先要了解自己所学专业到底是什么?主要用到哪些行业的哪些岗位上?这个专业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如何?了解之后努力培养兴趣,兴趣是学习的最大驱动力。总是有同学抱怨自己选错了专业,不要抱怨,要么更换专业,要么就开始培养对已选专业的兴趣。只要你把一个专业学好了,而且学得很深很精,你就是一个人才,将来一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可以出状元。

3、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一个人连自己将来做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这个辈子还想要什么?计算机系的学生培养目标是IT技术人才,那么在此建议规划为:做3年左右的技术-->做3年左右的销售-->自己创业。

4、掌握学习的方法。学好一门专业,兴趣是关键,但是学习方法也非常重要,学习的内容要根据你的职业规划来圈定。对于专业课程,尽量采用拓展学习法,不要采取跨越学习发,也就是说对于书本上的知识点,通过其他渠道拓展了解和深入钻研,不要先学习下学期或者下一年的课,这些课到时就会讲,如果你先看,可能遇到困难反而磨灭了学习兴趣。课余时间多看看一些哲学、文学、市场和人际交往方面的书籍。当然具体要根据你的职业规划来定。

5、善于使用因特网。自从有了因特网之后,我可以说没有我不会的东西,只要给我一定的时间。现在的学生跟父母要钱买电脑说是用于学习,但其实情况是90%的时间用来玩游戏,连父母都可以欺骗,还有什么不能骗的?大学的几年是人生最美好的学习时光,如果这几年你能把游戏玩死,那么我可以肯定以后社会游戏会把你玩死。在因特网上可以搜到任何你想搜到的东西,建议使用google的chrome浏览器,在https://www.google.com.hk上搜索东西,google搜索比百度强多了。在google上搜索“google搜索技巧”,你会搜到高人的指点。

6、有的人认为大学是堕落的粪坑,他们在游戏中沉沦自我,在恋爱中消磨光阴,在韩剧里打发青春,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在考试中徇私舞弊,几年大学时光一过,自己像是茅坑里的石头,啥都没学到,倒是粘上了一身的恶臭,可惜了父母省吃俭用的的血汗钱;也有的人认为大学是学习的殿堂,在这里,他们刻苦学习,他们张扬个性,他们追求真理,他们在为明天的远航做好准备。套用《北京人在纽约》的一句话: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把他送进大学,因为那里是堕落的粪坑;如果你爱一个人,也把他送进大学,因为那里是学习的殿堂。既然大家都来到这里,就把他当做殿堂吧,因为你是被最爱你的父母送进来的!

【转载按】:近日,一个公开课视频《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在网上热传。本搏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课件”的原版视频——2011年09月27日,张千帆教授在北大讲课视频《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该视频不但有张教授的演讲,还有后面与学生交流部分,相当精彩!同时,在网友帮助下,也找到了张教授的演讲稿原文——张教授2011年11月23日发表于《爱思想》的标题为《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文章。张教授在北大的演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讲稿进行的,朋友们可以参照学习。
——子实

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正陷于难以自拔的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武昌兵变推倒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终结了数千年皇权统治,但是皇权的结束远非真正意义的共和的开始。一百年来,中国战乱频发、生灵涂炭,人民屡遭浩劫,宪政命运多舛。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相对安宁,让中国摆脱了大饥荒和“大革命”的威胁,并逐步回到了世界文明家庭之中,但是专制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出现。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如果这一切在国内不可维持下去,那么今日中国也在历史上罕有地呈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势。这种扩张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劳力和产品,通过“低人权优势”压榨国内工资、消耗国内资源以吸引国际投资并维持增长;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利用欠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的体制弊病掠取它们的资源,借以满足国内维持增长的需要。这种掠取不仅会激起这些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感和反抗,而且也可能将中国直接卷入和发达国家的资源争夺之中。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后必然发现惟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尚剩的一点民族自尊感。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台湾与少数族群聚集地区的分离主义隐患、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对“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道……这一切都注定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呈星火燎原之势;只要领土主权受到任何挑逗,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有能耐在一夜之间将193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今日中国在表面一片歌舞升平背后,实际上埋放着一触即发的火药。

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专制。然而,专制是狡猾而顽固的,并不因革命而被打破;恰好相反,革命往往建立更强大的暴政。满清覆亡的教训在于,只有及时施行宪政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悲剧;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他们自己将玩火自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浩劫、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地步。百年历史沧桑充分证明,只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象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而专制的最大罪恶不仅在于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在于剥夺了个人恢复自我尊严的能力,使他们自甘堕落地臣服于专制淫威之下。中国宪政的最根本的困境在于专制体制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创造了最有利的人格状态,无限膨胀的公权和长期受压抑的人格形成一对互为依存的稳态。要打破专制的窠臼,首先必须唤醒普罗大众作为公民的主人意识。

有朝一日,当国人从专制奴役的噩梦中醒来,并意识到自己深陷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处境,他们最终会认同以下不证自明之理:人人都有不可剥夺与不可让渡的内在尊严,国家的义务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制度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对尊严的任何践踏都是不合法的,一个长期践踏尊严的政府则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一、专制的病症与后果

所谓“专制”,无非是号称掌握国家权力的一群人代替人民统治国家,而拒绝通过周期性选举等宪政机制对人民负责。由于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他们必然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攫取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在统治者骄横淫逸的另一面,是受剥削欺凌的人民——更确切地说,臣民。专制就是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臣民和政治权力过度膨胀的统治者构成的一对共生体。统治者骑在臣民头上作威作福,唯唯诺诺的臣民则任由统治者压迫欺诈,只有在被逼到绝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揭竿而起。但是暴力革命只是长期压抑下的骤然发泄,不仅不能改变臣民人格,而且通常使国民性格变得更加暴戾与无耻。革命之后,新的统治者依然故我,甚至倚仗革命赋予的合法性变本加厉,对整个社会施行更加极端的暴政,直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在一次次暴政中丧失殆尽。专制给社会造成的创伤无法弭平,专制传统所生成的周而复始的历史惯性也几乎无法打破。既然不能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狮子,人民就成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1.专制社会的病症

专制的一半是统治者的暴政,另一半则是人民的懦弱和懒惰。专制造就国民的病态人格,病态人格反过来维持和加固专制,使国家陷于不能自立、自决、自治的政治残废状态。举其大者,一个专制社会呈现出如下致命的病症。

一曰伦理低谷。专制是迄今为止使天理伦常处于低谷的制度,并以自己为楷模复制了无数无耻的臣民。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专制政权热衷于自我吹捧,不择手段封杀批评。它不仅用强权压垮人的脊梁,将人变成在权力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应声虫,为了趋利无所不为、为了避害噤若寒蝉乃至甘愿鹦鹉学舌,而且为人树立了一个无耻的样板,尤其是在他们看穿了“皇帝的新衣”之后仍然不得不用自己的谎言为它遮体,以此彻底磨灭他们的基本耻感,最终使一国之人变成将说谎和造假当作美德的小人。

二曰懦弱。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专制者用自己炮制的“信仰”代替全体国民的信仰,而在不受质疑、养尊处优的正统信仰难以维系之后,仍然不允许国民自由信仰。在一个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国家,上级永远是正确的代名词;服从命令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决定奖惩升贬的最高依据,即便在号称以探究真理为己任的高等学府也不例外。在严密的权力体系内,自然不存在独立思维的呼吸空间。没有独立判断,也就无所谓过错和责任;所有人都在服从更上一级的命令,即便最伤天害理的行为也因为上级旨意而显得情有可原。一群懦弱的国民本不足以担当任何责任,也不存在任何责任可以担当。

三曰激进。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激进就无法打动愤世嫉俗的民众。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权缺乏制衡,无法无天、欺人太甚,社会积怨太多而长年不得排解,任何报道出来的消息都足以引发一场暴动,只不过在国家机器的强大震慑下不敢发作,因而只能借助激进的言论发泄无所不在的沉闷;另一方面,专制者的专横使所有说理都成为婆婆妈妈、与虎谋皮的纸上谈兵;哪怕分析得再头头是道,于国于民有利无害,但是最终都会因为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而至多博得决策者的冷笑。正因为几乎任何主张在专制社会都不可能付诸现实,人民无须面对激进主张给自己带来的风险;既然只是“说说而已”,社会变革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革命主张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需要打破沉闷的兴奋剂。这样,专制国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

四曰轻狂。专制社会的人民往往显得过于自信、轻信乃至狂妄,不仅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一种过于简单的善恶观,并认定它是唯一正确的真理,而且由于舆论受到严格控制、信息受到高度过滤,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过度单一,因而不需要也没有机会面临不同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复杂冲撞。尤其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真正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并根据执政业绩决定其命运,他们只能被动接受执政者自我粉饰的执政“理念”,并心满意足地认定面前的执政者就是自己的救世主,直到谎言被一次次惨痛的真相戳破;即便如此,在“敏感”信息受到高度屏蔽的环境下,多数人仍然不假思索地认同现行体制的天然合法性。

五曰好战。一个懦弱而渺小的个体往往反而尤其虚荣,并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集体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对于这个集体给自己带来的切身危险却视而不见。既然道德文明毁坏、内心一片虚空,便只有把GDP数字、航天飞机、航空母舰等外在“成就”当做惟一值得炫耀的资本。专制政府本来就不遗余力地向其臣民们灌输国家主义理想,把主权和国土奉为超越一切的至高价值;每个国民都被统治者奴役,但在接受奴役的同时又反过来把自己臆想为桀骜不驯的统治者,在主权、忠君、“爱国”这套价值体系中梦游。这套价值体系的系统灌输使他们热血沸腾,即便牺牲自己被专制极大贬值的生命也乐此不疲。专制国家的个人都很弱小,却大都是坚定的军国主义者。

六曰势利。面对权力卑躬屈膝,面对真理和良心便必然显得轻慢、冷漠、不知敬畏。独立人格缺失本来就是专制社会的常态,专制机器迟早会把独立思维从肉体上绞杀殆尽,并以此警示全体国民,让他们战战兢兢、危言危行。当权力变成可以兑换一切的通货,任何道德或法律规则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样的社会,信仰是偏执,原则是迂腐;只有利益才是目的,只有能兑现利益的权力才值得追逐。在赏罚分明的权力体制下,每个人都被驯服为圆滑世故的犬儒,乖乖地、理智地、昧着良心地选择顺从,整个国家成为趋炎附势的竞技场。明知有些事情于国于民不利,自己做了却也心安理得,别人问起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也是没办法,上级就是这么指示的”。试问这和党卫军押送犹太人去煤气炉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他们不也在忠实执行着“元首”的命令吗?只不过他们造成的后果可能更直观一点而已。专制机器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囚笼,拘押着在它驯化下变得彻底理性自私、只顾自己的全体囚徒。即便国家大厦将倾,也不会有人敢于站起来抵制,而只能任凭其在风雨飘摇中走向集体坍塌。

以上病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悲剧人格;多数国民染上了这种性格,便造就了一个悲剧民族,而民族的悲剧比个人悲剧更加深重。一个悲剧人格尚可能在惨痛的现实面前有所警醒,处于悲剧民族中的个人则不仅自己无须面对或无法改变整个民族面临的厄运,而且会在民族“强盛”的光环笼罩下走向危险的深渊。让个人正视自己、承担责任乃至改造国家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将一切责任“外包”给遥不可及的“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则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在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爱国”、“维护主权”、让貌似和政府过不去的“卖国贼”闭嘴乃至消失是不怎么需要理由的;相反,一些哗众取宠的“爱国”言论很能迎合国民心理、很能发泄社会郁闷,众人甚或从针对某个弱国或弱势族群的强硬打压中找回一点做主人的快感。在不可一世的国家主义尘嚣中,每一个“爱国者”都如释重负地卸下自己的道德责任,在“抗美”、“反日”、“中国模式”的自我陶醉中寻找阿Q式的精神自慰,惟独视而不见的是自己身边此起彼伏的国内危机及其昭然若揭的制度根源,以及自己生活的这片国土在自得其乐的“发展”模式下被毁坏殆尽。

2.专制的后果

它首先会变卖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并归为己有,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还是水甚至空气。国家越大,可供动用的资源越多,专制统治就越稳定,人民的苦难越深重。统治集团热衷于把自己当做人民的救星、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变成自己的执政奇迹,实际上在利用国家机器攫取巨大垄断利益。

它挟持整个民族,任意征用国家财富并拿去和外国政府交换,作为捍卫自己统治地位的资本。专制政府剥夺自己的人民和换取别国的友善在本质上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在执政者的自我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卡扎菲、穆巴拉克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美英雄”。恰好相反,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资源笼络西方政要和知识精英,和他们混得如鱼得水,并以此换取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有朝一日走向战争,最大的障碍很可能不是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而是腐败的执政者对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器。

但恰恰又是它把“爱国”时刻挂在嘴上,不遗余力地粉饰自己的“爱国”形象,用人为扭曲的历史观不断制造假想的敌人和民族危机感,让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守护人。在维护“主权”的大旗下,执政劣迹显得微不足道,针对政府的批评会轻而易举地被贴上“卖国”的标签,自发的维权行动被说成是“国际势力”策划的结果以及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实施高压族群政策,同时扭曲历史、压制真相、禁止不同族群之间的自由交流,人为制造族群矛盾、隔阂与仇恨,埋下国家分裂的重大隐患,进而以此作为维持集权专制的借口。任何专制统治者会都把民族主义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骑虎难下。

它本能地嫉妒并压制不合官方主流的学说和独立于其控制之外的组织,从而有效扼杀会取代它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力量。对于宗教势力或拉拢、驯服、同化,或排挤、迫害、打压,不仅因统治者个人的恣意任性而人为制造国家敌人,而且使整个民族生存于一片信仰沙漠之中。

它禁止实质问题的自由与公开讨论,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在愚昧、麻木、偏见和由此产生的危险之中。

它让社会失去理性,不仅因为它任意设置言论禁区,使民众不可能从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有意义的辩论中训练说理的习惯,而且它自己就是专横的典范。一个不讲理的政府培育了一个不讲理的民族,犬儒、势利、暴戾、权力崇拜成了社会每天呼吸的空气。

它让恶法盛行,让良法失效,让法官成为傀儡,让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门面。专制和法治本来就互不相容,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专制都是法治的对立面;法对统治者有利就实施,不利就搁置。在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毛细血管的社会,相对的清廉会因为阻碍腐败而被冠以“腐败”之名遭到清算。

然而,它的最大后果尚不在此,而在于泯灭了国民的自由人格,摧毁了他们的内在尊严,并使他们心怀恐惧地匍匐在它的阴影之下。在全能政府的对面,是一群无能的人民,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丧失尊严和耻感。官员不以剥削欺诈人民为耻,人民不以接受奴役为耻;人民的卑贱懦弱纵容了官员的骄横无耻,官员的飞扬跋扈加固了人民的恐惧臣服。经过百年折腾和三十年“发展”之后,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已经退缩到人人为己的经济动物状态。义愤填膺地“围观”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轮到自己时大多照旧乖乖按“潜规则”行事;对体制和现状牢骚满腹的人,大多又甘愿充当这台庞大机器的某个部件,为它的张狂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二、中国道德与政治人格及其缺陷

一个健全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健全的个人构成的,中国的复兴首先要求重建正常的道德与政治人格。数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为凝聚中国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政治人格缺失,中国一直未能完成现代公民转型。然而,传统道德非但不是建立公民人格的障碍,而且完全可以作为构造新型人格的起点。今后中国之要务就是挖掘和恢复传统道德中的永恒价值,并在吸取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加以融合完善,借以完成从“小人”到“君子”、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转化。

自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化到现代文明以来,人类个体逐步发育为成熟的道德与智能主体。在漫长的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类从分散的家庭组成国家,并通过暴力确立了绝对统治权威。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人格的发育和成长,自给自足的原始人格分化为统治精英的贵族人格和与之对立的被动接受统治的奴隶人格。只是近代民主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之后,两种极端人格才进化为温和适中的现代公民人格,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类意识。公民通过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统治自己,作为权利主体承担国家义务,在纳税基础上享受公共服务,并在有权控制和监督公权力行为的制度前提下接受政府统治,从而真正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既不愿奴役他人、也不接受他人奴役的“君子”。

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类道德与政治发展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必然产物。相反,一个国家的道德与政治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其社会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道德、经济、政治与法治条件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复杂共生体;经济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国民的道德和政治人格发展等“上层建筑”并无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即便同属于价值层次的道德和政治人格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决定性关系。政治人格是道德人格的自然延伸,但是后者并不简单决定前者。中国儒家传统维持了一套相当超越的道德学说,但是在一个公权力不受控制的国家,人都是政治权力的奴隶;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即便德高望重的“君子”也变成了侏儒。既然臣民和国家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契约关系,民主宪政不可能在中国发芽,市场经济也无从扎根。数千年来,传统儒家人格一直面临道德自主和政治附庸之间的痛苦割裂;直到近代,道德人格最终在严重加剧的政治集权下沦丧。

1.儒家传统人格及其缺陷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于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说发现并肯定了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经典儒家教义坚持人性善,相信每个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内在潜质。仁让人友善,义让人公正,智赋予人认识自然、社会和自己的能力,礼则是对同样具备内在尊严的他人所赋予的对等尊重。人在礼的熏陶下经过自觉修身之后,就能将这些潜质发展成为实际品性,并成长为道德成熟的“君子”。儒家君子代表了道德独立、光明正义、勇敢坚毅的高尚人格:“君子义以为上”、“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诸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作为引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格表率,君子有责任通过内省不断审视自己的人格状态;如果他的为人处世不符合仁义原则,贬损了自己或他人的内在尊严,或阻碍了其内在潜质的正常发育,那么他会为自己感到羞愧。孔子之所以主张“行己有耻”,正是因为君子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任何有损尊严的言行最终都是对自己人格的贬损,因而自然会产生一种耻感。因为有耻感,君子必然有所不为,譬如不会放下身段去做一个“梁上君子”,否则就把自己降格为依附他人生存的寄生虫。反之,道德没有发育成熟的“小人”则看不到“人人有贵于己者”,因而也无所谓荣辱;也正是因为没有耻感,小人们为追逐外在的蝇头小利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因此,孟子告诫:“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数千年来,儒家的君子人格及其“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士绅阶层,维系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文明和社会基本秩序。但不能不看到的是,由于农耕时代的教育落后、文化难以普及等种种原因,儒家“君子”只是局限于人口中的极少数精英;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贫民至多只是受到礼乐乡俗的熏陶,而未能培养独立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据此认定,虽然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潜质,但是实际上多数人都不能成长为君子,而只能是道德不成熟的小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这套貌似顺理成章的逻辑,儒家将社会截然分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并排除了政治民主的可能性——既然大多数人是自私短视、不能自治的小人,多数决胜的选举又会是什么结果?诚然,中国传统考试制度为社会底层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机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统治机会必然局限于极少数人的基本现实。儒家伦理强调人的道德自主,但是到了政治层面却蜕变为剥夺多数人道德自由的专制学说。

事实上,政治专制不仅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高居统治阶层的君子自己发表意见、谏言献策的自由。“君君、臣臣”的礼制固然对君臣都规定了义务,但这种义务关系显然是不对等的,不存在强迫君上履行义务的有效机制。即使孟子提出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激进反叛学说,但是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暴君,儒家依然无可奈何,只得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逃避策略。虽然个别忠臣敢于直言犯上、冒死谏君,但是在统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君子即便在位也难免出于对无限权力的恐惧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言行,不在位则更无从防止公权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践踏,而这显然不符合君子本来无忧无惧、凛然正气的人格形象。对上,“君子”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皇权侵犯;对下,他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滥用权力并侵犯多数小民们的利益。

由此可见,专制剥夺人的政治自由,并让每个人都成为政治上的“小人”。儒家政治人格的缺陷不仅长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为近代道德人格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2.近代中国的人格变异

如果说儒家文明在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受挑战的前提下还能显得雍容大度,那么在近代持续不断的列强打击下则显得固步自封、颛顼守旧。数千年来,儒家文明缺乏来自发达文明的实质性竞争和挑战,致使中国从来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对周边民族一向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因而在面临强大西方文明时自然产生拒斥心理。清政府的屡战屡败、抵制改良不仅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最终也让儒家文化成为落后的替罪羊。在内敛、自省的儒家文化传统遭到颠覆之后,中国社会变得愈加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并把洗刷民族屈辱的希望寄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上。国家主义在儒家的政治人格中本来就时隐时现,而政治专制传统的沿续和强化最终消灭了传统道德人格,使国民沦为尊严灭失、耻感荡然、为权力玩弄于鼓掌之上的人。

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鲜明体现了国民性格的根本变异。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战败和屈辱固然是列强恃强凌弱的结果,但同样也是愚顽不化的清廷和社会保守势力一再拒绝改革的结果。然而,中国历史教材对自己的过错鲜有提及,而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帝国主义”,进而仇视这些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这些靠自由民主发展壮大的国家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并不对不决定本国政府命运的外国负责,更不会对它们本无好感、鄙视有加的专制政权和臣民负责。鸦片战争部分是执迷不悟的最高统治者一再闭关锁国的结果,火烧圆明园则是由中国官兵虐杀外国使团所引发,但是一个不知反省的失败民族却对自己的所有失当视而不见。虽然现政权不需要对百年历史负责,但是为了把中国打扮成一个可怜无辜、饱受欺凌、乞求“解放”的弱国,硬是从官方教科书里抹去了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历史真相,把百年历史打扮成一部“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史;执政者出于自己的需要将清政府简单描绘为对外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断将禁烟等对外策略之争升格为“爱国”与“卖国”的路线之争,夸大中国的外交失败并抹杀自民国以来的外交成就,利用民族虚荣心兜售军国主义历史观,煽动敌视西方的民族情绪以维持自己对民主宪政的抵制。中国人时常抗议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却不知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比日本严重多少倍。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没有摆脱过政治干预,是一部为了政治目的挑挑拣拣、乔装打扮、自我炫耀、逃避责任的伪史。

孔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中国之所以一百多年来被动挨打,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人格缺陷极大束缚了国民素质的自由发展。一群政治上的奴隶是不会受人尊重的,也不可能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平等待人,更不可能保护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土和主权,而造成奴役状态的根源显然不在于“帝国主义”,甚至不在于奴役他们的某个特定政府,而最终在于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接受并维持了国家对自己的奴役。要让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文明大国,中国人首先要站起来并成为自由的文明人。中国的强盛固然依赖于经济、工业与科技的发达,固然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政治与法律制度,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民人格本身的建设与完善,而儒家道德人格所内含的自重、自省、自强能力本来是足以完成这一使命的。

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一夜之间全歼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中国朝野震惊之余,却不仅没有产生狭隘的民族仇恨,而且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政治与法治文明的留日潮。放在今天,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1915~1916年,皇权的消失使得儒家正统失去了政治庇护,新文化运动开始全面反思和攻击传统道德,却不幸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新文化运动虽然旨在清算传统人格欠账,但是过分夸大了传统道德和礼仪制度的缺陷,抛弃了儒家伦理体系的内在精华,致使中华文明不能立足于自身固有的道德资源而完成复兴大业。作为当时的“愤青”作家代表,鲁迅只是因为其左翼立场受现政权认同才获得如日中天的影响;虽然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于当代社会仍有意义,也是他今天继续受青年追捧的原因,但是他鼓吹的“礼教吃人”只不过是以极尽夸张的方式把全部过错归咎于“传统”而已。在抛弃个人反躬自省和自我担当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开启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狂躁时代。一旦儒家传统遭到全盘否定,国民的道德人格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异;把皇帝小儿赶下台容易,但是崇拜权力的政治人格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却在道德人格灭失之后把一个比皇帝强大得多的独裁者请进来。

好景果然不长,巴黎和会对中国阴差阳错的背叛一夜之间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长期积压在国人心头的愤懑和戾气终于在民族主义找到爆发口,和仇视西方既有秩序的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五四运动之后,在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撮合下,中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走向极权主义极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先后替代儒家教义成为国家正统。一个没有政治人格的国家自然无法抵御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变种入侵,而政治专制的确立和强化最终戕杀了中国的道德人格。所谓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建立在个体人格空壳化的基础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幻影吞噬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使每个人成为一颗没有独立价值、没有内在尊严、只能寄生于国家威权之下因而国家可以随意处置的尘埃。在个人自身失去存在价值和道德常识之后,中国便向“革命”、造反、杀戮等大规模摧毁性变革敞开大门,直至国民心甘情愿地听从“大救星”的命令相互残害。一个在政治上愚昧幼稚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悲剧民族,无数人用生命和血汗为自己的愚昧、堕落付出代价。

中国百年的最大失败在于未能从根本上反思失败的终极原因和教训,让整个民族徘徊于牢骚悱恻的小人情怀之中。“革命”学说把一切罪恶都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惟独自己才是一贯正确的先进力量,因而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消灭革命的障碍。在这套“学说”之下,每个人都因为接受“先进”思想而变成可以无所不为的上帝,不论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都可以获得正当理由;任何人和自己过不去都是“进步”的障碍、民族的敌人、国家的罪犯,必欲除之而后快。究其实质,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学说不过是个人或集团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的挡箭牌,假借种种“思想”、“理论”、“主义”将自己膨胀的私欲包装起来。它们充分调度人的贪婪、狂妄和恐惧,彻底解脱了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内在责任感,将人都变成除了权力之外没有敬畏的造反派。

革命人格和传统道德人格是格格不入的。革命者认定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上帝,人民实际上是觉悟不高、能力有限、“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手则是十恶不赦、必须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在革命者眼里,“反动派”只是社会进步的障碍而已;他们岂止是没有内在价值与尊严,他们简直就只剩下内在的邪恶;无足轻重的灰尘不过没有价值而已,但是“反革命”注定只能作恶,因而消灭他们不仅为全人类消除了祸患,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释罪和解脱。当然,“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只有通过先进力量掌握的暴力机器才能摧毁之。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只剩下个别人的淫威,普通人的尊严和耻感荡然无存,解放者成为压迫者。

3.权力体系下的人格堕落

在一个权力压倒一切的国家,道德堕落是迟早发生的。这是因为权力本来就和道德无关,掌握权力——尤其是通过暴力夺取的权力——的事实本身不等于善恶或对错。但是一旦权力成为一种社会通货,不仅可以换取金钱、文凭、荣誉,而且成为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来源,社会就丧失了基本是非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但是权力对是非的垄断又是徒劳的,不仅因为人们内心的是非判断不可能和权力的绝对命令保持一致,而且因为权力本身就是高度流动、变化莫测的;昨天还坐在市委书记的高位上“反腐倡廉”,明天可能就变成囚笼里的贪官。这样必然造成是非观念的混乱乃至丧失,仅剩下无所不在的权力和金钱崇拜。

马克思的最大错误不仅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意识对物质的决定性反作用,而且在“存在决定意识”的框架下,通过把活生生的人绑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经济发展“铁律”上,使人完全物化并丧失道德主体性和进取心。这套“唯物”至上的理论夸大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只是人类活动一部分的“经济”吞噬了整个人,把人看成是无法超越经济利益的动物,把道德等“意识形态”作为完全寄生于“经济基础”之上的附庸。其认为,“公平竞争”只是资产阶级主流学者编造的一个神话,勤劳致富只是剥削者自欺欺人的谎言或被剥削者自我安慰的梦想。在经济“规律”面前,体制承担了一切;什么美德都显得虚伪,什么罪恶都变得情有可原。穷人可以因为穷而偷盗,女人可以因为穷而卖淫,甚至“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资本家也可以怪“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他们的贪婪……既然什么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什么都可以怪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个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如果中国之所以少民主,不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懒惰和懦弱,而是因为GDP还没有达到某个神秘的“拐点”,个人对于推动国家的政治进步又能做什么?一旦变成决定一切和解释一切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只能成为堕落的借口;它的兴盛充满暴力,它的衰落也将留下一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社会。

在体制成为一切罪恶的替罪羊之后,“砸碎万恶的旧世界”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似乎改变体制就能拯救一切。然而,当《共产党宣言》断言“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将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它忘记了每个“无产者”至少是有生命的。在道德上,让“无产阶级”冒死用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生命是不正当的;任何高尚的目的都不可能使这种不正当手段正当化,因为它要摧毁的正是人最基本的价值。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无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任何体制或集体行为都不可能对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负责;最终,实际上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人要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在任何经济体制下,个人道德都有相当自由的发挥空间;即便在高压政治下,个人仍然享有内在的灵魂或思想自由。为什么一个资本家不可能有一点怜悯或慷慨,或每一个“无产者”都一定那么“大公无私”?为什么资本家知道自己的“丧钟”迟早会敲响,还会傻乎乎地等死,而不会和“无产者”谈判并共同建立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私有制和市场秩序?为什么两千多年前雅典、罗马在奴隶制就能实行民主,几百年前英国、美国在农业社会就能实现共和,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却不能让人民实质性地当家作主……

中国历史证明,理论与实践的因果关系有时恰好相反;马克思从来未能预言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轨迹,而全体中国人却不偏不倚地落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马克思主义范畴陷阱之中。先是经历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的去信仰化洗礼,之后又经历了马列“信仰”本身的崩溃,今日中国整个民族或为利益所诱、或为生存所逼,每个人似乎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口不可理喻地走到了末世边缘;农村的孩子从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城里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准备高考的马拉松竞赛……无人有闲暇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当回事,国家前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落魄文人才津津乐道的话题。道德人格已被摧毁殆尽、政治人格没有成型并在长期专制教育下畸形发育。

经过革命与暴政的反复历练,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耻感、没有操守的时代。当代“五毛”现象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将自己的人格贬值到几个小钱。绝大多数中国“左派”之所以“左”,也不是因为不知道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定位。西方的“左派”立场未必正确,但是至少操守应该肯定,因为他们是敢于批评政府和舆论主流的少数派。中国的“左派”恰好相反,他们中的青年或是一群被国家主义历史教育彻底洗脑的“愤青”,其老于世故的一辈则多是利用在权力控制下严重失真的历史观和社会舆论,觊觎用政治安全的“主流”话语向权力体制邀功请赏的人,投机取巧,或假借“爱国”之名哗众取宠,或搬弄国外左翼批判学派的一点“最新理论”。对于一个将自身人格完全寄托于“国家”的学者群体,国家主义是其最自然也最“有利”的思想出路。如果逆境中的民主宪政思想因舆论管制而不足以抗衡“左翼”煽风点火和市民激进情绪,那么国家极易重蹈覆辙,甚至上演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悲剧。

究其实质,国家主义是尚未完成公民道德建构而首先诉诸于政治国家建构的头脚倒置。在历史教育的长期扭曲和对“敏感”舆论的严格控制下,国民很容易将假想的“国际势力”作为出气口,以至任何周边领土主权纠纷都可能掀起新一轮国家主义狂潮。其实政府官员是中国当今社会最“西化”的群体之一。他们不仅和西方接触最频繁,成天在发达国家访问“考察”,而且多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求学,或在海外银行存有巨款,因而惧怕得罪西方政府;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理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保护伞,灌输军国主义实际上是自掘坟墓。然而,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政府长期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把它自己放在激进情绪的火山口上。国家主义本来是出于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却可能成为颠覆政权合法性的由头;不遗余力的“爱国”鼓噪可能将把不可一世的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

当然,如果说中国“崛起”激化的国际矛盾还有待时日,那么国内矛盾早已层出不穷、应接不暇;如今不用生活在中国,只要上网浏览就能略知梗概,无须赘述。这些事件因公权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权力极度滥用引起,在一个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毁坏的国家本来十分正常。每天网上头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夺、侵占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则悄然进行而不受关注。事实上,官员和百姓每天都被众多新鲜事件包围着,早已疲惫并“适应”了不太平的生存环境;久而久之,甚至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基本常识。当一个民族泯灭了是非观念和基本耻感,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

三、中国道德人格的复兴与重建

要让饱经革命、暴政、“运动”、“发展”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理智与常态,国民首先必须恢复基本道德常识和耻感:搜刮民脂民膏和偷盗一样是可耻的,为自肥或“三公”挥霍而盗用公共财政是可耻的,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盲目“发展”、耗费资源、污染环境是可耻的,大权在握却未能使一方百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可耻的,治理不善而不让别人批评是可耻的,垄断新闻机器是可耻的,靠选举舞弊和组织操控维持自己的地位是可耻的;人民之间互不体恤、相互“投毒”是可耻的,受到欺凌只知道低三下四“上访”是可耻的,宪法赋予了民主权利而自己却不知珍惜是可耻的;违心说假话是可耻的,媒体不敢报道真相是可耻的;学者不能仗义执言是可耻的,为了讨好掌权者而用偏激言论误国误民更是可耻的……

要恢复耻感,人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把自己当做权力、利益、欲望、恐惧驱使的对象,不再把自己降格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浮尘,不再唯唯诺诺地甘当权力的奴隶,不再做专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远离堕落、远离耻辱、远离恐惧、远离暴虐、远离疯狂、远离懦弱、远离幼稚、远离渺小、远离悲剧、远离危机……要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中国人首先自己要站起来,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

1.传统道德人格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需要新的道德,但是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并非在一片历史沙漠上展开,而完全可以借助传统儒家的道德资源。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宪政的障碍,而且本身就是宪政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中的政治专制主义和道德教条主义因素与现代宪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必要进行适当甄别和扬弃。尤其是在现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下,儒家不能再坚持天赋德性仅为少数“君子”垄断、大多数百姓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发育不成熟的“小人”阶段。平等早已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平等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一个大致公平的教育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君子”,也就是合格的现代公民,因而也都有权获得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在摒除政治集权和道德专制之后,儒家的尊严学说将为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思想基础。

儒家相信,“天生德于予”,“万物皆备于我矣”。究其根本,儒家伦理旨在唤醒人的内在尊严,进而使人获得道德自主和自律的能力。既然上天赐予人以道德、智慧、健康、勇气等各种禀赋,人理应自珍自重、自强不息,而不能自暴自弃,甘愿做他人或自身欲望的奴隶。我有聪慧的大脑,足以理性认知与面对世界上的人和事,并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然轮不到政府对我指手画脚;我有正常的道德,自然不会萌生倚强凌弱、假公济私乃至杀人越货的邪念;我有勤劳的双手、健康的体魄,自然用不着乞讨嗟来之食,更不屑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五斗米向权力折腰;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坦荡做人、平心处事、直率说话,而用不着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或在自己犯错的情况下文过饰非甚至虚报瞒报,而应当勇于诚实反省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既然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禀赋,人就应该像孟子说得那样,“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当然,儒家对内在尊严的自我意识不是让每个人把自己想象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恰好相反,人的尊严一部分正体现于对自身局限的认知能力和对他人尊严的平等尊重。人贵有良知良能,但是未必凡事都能保证符合自己的真性;如果未能将自己的良知良能发展到出类拔萃,就更应该反思自己、奋发进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作为理智的动物,人只要敢于面对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因而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所作所为对不起自己的天赋禀性,就应该感到愧疚并幡然改过,进而完善自己的德性。因此,君子的第一美德是诚实:“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对人诚,首先要对己诚;自己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除非选择消极逃避,拒绝面对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骗,那还有谁不能骗?儒家最看不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虚伪不仅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造成表面繁荣的假象,而且会形成逃避现实的习惯,而人的终极逃避是自我;一旦人开始否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拒绝对照自己的应然和现实,那么不仅会失去进取的方向和动力,而且会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无能归咎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社会发展阶段”、“体制问题”、“上级指示”等外在因素,最终堕落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人。如果不能脚踏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那么难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有其余的美德——无论是才华、雄辩还是勤奋——都只能让人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人的良知良能也让每个人都看到并承认,他人也和自己一样具备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前,自己首先要尊重他人。即便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至少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对自己轻慢,首先要反思自己。自己理亏,则童叟无欺、退而正己;确定自己无过,而后才能和别人论理,如此才可能获得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气概。既然自己和他人都有平等的内在尊严,公正界定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边线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一个自立自主的君子来说,侵占属于别人的利益显然是一种耻辱,尤其在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和偷盗无异。在经济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凡事在原则上都应征求他人的知情同意,合作必须建立在各方自愿基础上,而不得通过任何强迫或暴力手段巧取豪夺;如果发生了协调不了的矛盾,也要通过一个公正透明的程序得出让各方信服的解决方案。

如果自己“内省不疚”,那么一个现代社会的君子也会理直气壮地为了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人的内在尊严当然不仅意味着人是传统的义务主体,一个只知默默奉献的人只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奴隶;人格尊严首先体现于人的权利意识,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存在目的正在于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事实上,人不仅和其他人争权利,更要向政府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对政府违法的纵容不仅是懦弱的表现,而且也助长了官员贬损他人和自己人格的恶习。

在犬儒盛行、物欲泛滥、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今日中国迫切需要重建自觉、自律、自强、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的人格尊严学说不仅为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了本体基础,而且对于纠正当前盛行的权力崇拜人格、指导国民的当代道德生活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

2.当代道德人格的重建

儒家尊严学说不是曲高和寡的理论说教,而是可以直接指导现代生活的实用规范。在儒家伦理经过改造后,即便一位默默无闻、自食其力的农民也完全可以成为儒家意义上的“君子”,位高权重的官员则反而更容易在权力体制的腐蚀下变成寡廉鲜耻的“小人”。如今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事情,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也没有把自己的尊严当回事。

如果你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你首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做亏心事?你种的蔬菜水果有没有注射激素或喷洒过量农药?养的猪有没有注射过瘦肉精?粮食有没有经过有害处理?虽然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在歧视你,你也不能任由自己唯利是图的行为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那是在殃及无辜。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方式是通过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让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收益;而要改变制度,从基层选举开始,从关注自己的那张选票开始。如果你的地被征、房子被拆,也不要匆忙跑去“上访”,不仅因为低三下四求人有辱你的人格,而且漫漫上访路途凶险而收获甚微;作为十几亿人的一份子,你难以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他人。你不能不问:是谁征了你的地、拆了你的房?为什么村委会没有维护你的权利?征地补偿款究竟到了谁的腰包?为什么县乡政府敢拆你的房子?宪法规定他们对基层人大负责,为什么征地过程中从来没有看到人大代表的踪影?人大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很快会发现,与其上访,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对你更加负责的村委会和有效监督地方官员的人大身上。

如果你是一个街头小贩,城管来找你麻烦,你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卖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或用了问题猪肉,或用了“地沟油”,或用了有害的食品添加剂,那么遭到查处罚没是咎由自取;自己做了亏心事,只能甘愿受罚。但是如果你卖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健康食品,那么你应该站起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公民,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享有合法谋生的自由;如果你的正当权利受到政府限制,那么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政府行为根本无法可依,或者是政府依据的法本身就是一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恶法。如果城管行为本身违法,可以和他对簿公堂;如果城管搬出一部恶法作为挡箭牌,也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挑战恶法的合理性。你可以要求法官拒绝参照或适用恶法,可以联名上书国家机构审查恶法的合法性,更可以通过媒体揭露恶法对你和其他小贩的无理限制。

如果你是一个法官或法律学者,那么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进步尽过一点力?农民、小贩和一切弱势群体要理性维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制度不立,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家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此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制过吗?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然,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于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噤声,那又如何让百姓用制度维权?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或公务员,那么你不能忘记问自己:自己的贡献是否与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相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君轻民贵”、“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传统下,做官从来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更是一份责任。做官不是不能得好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也很难不让官员得好处,但是如果并没有对这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地方没有治理得那么出色,百姓的生活还不是那么幸福,能否适可而止、少拿一点?让人民多分一点?“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能做到“日三省吾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为什么今天的官员反而不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官员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贪官也有良知良能,只不过他用行为背叛了自己的尊严而已。官员的尊严显然不是体现于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而是在上级面前依法办事、不卑不亢。但是在严格的自上而下集团体制之下,各级官员在上级面前逢迎拍马、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则是丧失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人格和气魄。

中国人的尊严重建总要有一个起点;其实,只要每个人多在乎一点自己做人的尊严,建立一个尊严社会并非难事。尤其不要忘记,中国儒家传统是一门“为己之学”;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全部教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关注你自己,做对得起你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人固然是对别人好,但首先是对自己好;一个坏人做的坏事损人利己,但其实损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贪官盗窃国库而不被发现,固然肥了自己、亏了纳税人;农民生产和销售有毒食量,固然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而损害了国民健康;学者靠出卖灵魂歌功颂德、助纣为虐,自己名利双全却污染了一国的风气……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用自己的言行把自己变成贪官、奸商和御用文人。感冒了知道要看病吃药,为了看上去年轻而染发美容,哪怕是自己种的花草也懂得悉心爱护,为什么自己的灵魂堕落却不但不知拯救,反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呢?仿佛身体是自己的,容貌是自己的,甚至权力、财产、房子、花草等身外之物也是自己的,惟独灵魂不是自己的。用孟子的话说:“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给每个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追求的生活?毕竟,人生只此一次,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四、中国政治人格之建构

辛亥革命本来是要通过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提升中国的国格和人格,但是暴力革命不仅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人格,而且最终摧毁了传统道德人格。时至今日,政治制度的落后依然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耻辱,是中国不受世界尊重的根源。不要以为自己和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以为自己至多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制度受害者。要摆脱专制的奴役,体制内的支持固然值得争取,但是权力使人腐败,权力垄断下的巨大利益诱惑泯灭了官僚集团多数人的良知,除非他们在民众觉醒后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部分权力和利益。归根结底,国人必须在恢复道德尊严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人格,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并在此前提下构建民主宪政国家。

1.建构公民人格,再造社会契约

现代公民和专制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人格。专制臣民缺乏政治人格,因而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统治,甘愿在政治上做他人的奴隶;现代公民则出于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深切意识,坚持自己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人格独立,只接受自己参与形成的普遍法律的统治,因而主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并影响国家机构及法律政策的形成。在从威权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变过程中,人民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被动消极的臣民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公民。宪政转变的出发点是公民之间经过广泛协商,就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内在尊严达成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就国家的重建订立基本契约,确定国家的性质、形式与权限,并制定一部真正意义的宪法。建立宪政国家意味着公民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每个人都有义务守法并尊重他人的基本尊严;国家则只能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公民自由,任何违法行为都不具备效力和正当性。某些基本权利触及公民尊严的核心,或对于维护民主宪政体制至关重要,因而即便通过程序正当的法律也不得加以限制。

概言之,中国社会的新契约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自由、民主、法治、联邦。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它们是任何民主国家宪法都不可缺少的,构成了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国体”。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幸福、生命、财产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国家的性质是民主共和,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法治与分权制衡,国家结构则是以联邦为范式的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的合理分治。

首先,宪政国家是自由国体。全民立宪的目的在于有效维护每一个人的内在尊严,而保护尊严意味着国家有义务尊重以下基本权利。

一是思想与言论(包括新闻、集会与结社)自由。民主的真谛是公民的意志决定国家意志,而不是反过来;公民意志必须在保证自由思考、表达、辩论并接受不同信息的环境中形成,任何政府强加的意见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权力假定自己的意见一贯正确,更没有权力为了实现自认为正确的主张而使用暴力。正是为了保证多数人意志的自由形成,政府的首要功能在于反暴力。只有当某种主张确实会产生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致来不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政府才能以暴制暴;只要还有时间进行讨论,那么探索真理、澄清错误的最有效方式是更多的辩论,而不是政府压制和专断。归根结底,既然“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自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主张,因而从来没有理由压制正常的社会辩论。不论政府或社会多数人认为某种言论正确还是错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不鼓吹、教唆或怂恿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就应该被允许自由发表和交流;如果某些言论可能产生现实危害,那么自有正确的言论与之抗衡,而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多数人会在知情基础上作出理智的判断,少数政府精英并不比多数平民百姓更正确。

二是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宗教信仰是人类最内在的思维活动,也是政府不得触及的人格尊严的核心。宗教信仰对于凝聚一个民族的道德勇气、净化心灵、鼓励行善和控制私欲发挥重要作用,宗教自由对于民族的秩序、团结、安定和活力至关重要。在历史上,基督教首先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和分权体制:“将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世俗国家不能垄断一切,至少不能垄断评价自己的道德标准;在信仰领域,没有国家的立足之地。国家不得扶持、帮助任何特定教派,更不能压制、打击和干预宗教活动。既然公民是有尊严的存在,政府应该信任绝大多数信教者不会信仰危害社会的教义,不得判断信仰本身正确与否。对于少数教唆、组织、宣扬犯罪活动的教派,完全可以依法制裁他们的行为与活动,而无须针对信仰本身。

三是一般自由权保障。在民主宪政国家,公民的尊严受到保障,绝大多数公民也会尊重法律,不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损害他人和社会。因此,自由是原则,限制是例外,法律不得没有必要地限制人民自由;法律限制必须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为此而限制,手段必须是必要的,并和此正当目的成比例。刑事拘留是对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只有对严重侵犯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才能施加此类限制。刑事审判必须保证程序正当,并在原则上实行公开审判;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应得到实质性保障,严格禁止刑讯逼供。

四是财产权保障。财产权是人格独立的制度保障,也是个人尊严的外在延伸。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证明,私有财产及其保障的缺失将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困和动乱。为了避免平均主义和产权虚置带来的恶果,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私有,但是其使用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受到规制。作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尽可能赋予个人;国家应实现“耕者有其田”,赋予土地使用者以实质性的所有权。土地用途转换在原则上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完成,不必经过政府征收,政府可以通过审批保护耕地等重要稀缺资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重要的公共利益而需要土地,首先必须尽量和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协商谈判并达成协议;只有在协商失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征收土地等财产,并按公平市价给予公正补偿。

五是平等权保障。机会平等是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平竞争和社会活力的必要保障。法律必须对所有处境类似的人群给予类似待遇,不得基于性别、族群、年龄、财富、教育程度、健康状态等不相关因素区别对待不同人群。由于尊严意识和公民道德有赖良好的教育制度,教育机会平等尤其重要;作为民族的希望,青少年只有在教育平等的环境下才能成长为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在孔子“有教无类”的伟大理念影响下,中国教育原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今天,教育却成了众人诟病、问题最大的领域,教育歧视无所不在;不仅中小学义务教育存在巨大城乡差别,而且大学招生和考试的地域歧视十分严重。要打破教育歧视、赋予全体公民平等教育和成长机会,国家有义务通过财政拨款保障基础教育水平的地域平等,包括城乡生均教育开支大致均等,并废除一切教育歧视,实现完全的教育机会平等。

其次,宪政国家是民主国体,因而要求自由、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民主不只是选举,但是离不开选举。民主的实质是让人民通过选举组建政府、统治自己,任何货真价实的民主国家都必须让广大选民自由选举其领导人和民意代表;政府不得干预选举,否则就必然蜕化为政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专制。作为形成并表达选民意志的机构,政党应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自由产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和运行,不受政府或任何党派的干预或压制。为了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选举权必须尽可能普遍;除非基于心智发育或精神状态等和有效行使表决权直接相关的因素,不得剥夺或限制选举权,尤其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教育程度等不相关因素限制选举权。候选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自由产生,政府不得规定人为筛选的自由裁量权。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必须得到保障,不得规定不必要的竞选限制。选民投票不得受到任何人或组织的恐吓、胁迫、贿赂或其他方式的非法影响,法律应禁止任何舞弊行为。鉴于间接选举容易产生贿选,选民在原则上应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代议士和行政负责人。所有选票应得到如实清点和记录,并保证同等分量(“一人一票”)。

民主国体要求文官治国。民主意味着国家由最终对选民负责的文官统治,而不是可能用武力将自己或特定党派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的军人统治。军队必须由国家统帅,向全体国民效忠,而不得隶属于任何个人或组织。战争与和平由代议机构决定并宣布。

再次,宪政国家是法治国体,而法治原则要求适当的政府分权。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自民选代议机构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普适法律,任何没有法律授权的政府行为一律越权无效。要保证法治,政府权力不能集中于任何一个机构,否则既无法防止这个机构制定或实施恶法,也无法保证这个机构会遵守并实施良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相互独立的不同机构掌握,并最终仅对选民负责。

法治国体要求实行司法独立。法官是社会良知的化身,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障,法官的腐败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司法机构必须被赋予独立地位;法官独立判案,凭自己的良知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个人、社会或政治势力干预,除非经由正当程序被认定犯罪或严重行为不当。为了保证司法独立,法官在任职期间的待遇不得受到实质性减损。

最后,宪政国家是联邦国体,因而强调地方多元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地方选民、更了解地方情况和需要,凡是地方有能力妥善解决的事务应尽可能保留给地方管理。尤其对于地方差异显著的大国,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制度必然造成“一刀切”,抑制有益的地方改革尝试和竞争。在符合民主、法治和权利保障等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地方有权通过立法管理本辖区的事务,并有权设计适合当地需要的具体政治与法律制度。中央不得干涉属于地方立法权限内的事务,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争议由司法性质的机构解决。中央或上级政府有义务通过司法机制保障地方选举的合法性,但是不得干预地方选举,地方代议机构和政府负责人由当地选民自由选举产生。

2.国家统一与族群和睦的宪政基础

中国一直对“丧权辱国”的百年历史耿耿于怀,将国家主权、殖民地回归、台湾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与衡量政权合法性的首要标准。而民主国家一般尊重地方人民意愿,国家的统分合离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目标,而是取决于主权形式为全体人民带来的福祉。专制国家的臣民本是政治奴隶,无论是本族还是外族统治都改变不了其受奴役的实质;“国家”之于他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虚荣符号。但吊诡的是,虽然所有野心勃勃的专制者都不遗余力扩张版图,专制却无法维系真正的统一。1949年虽然结束了战争、统一了绝大部分版图并最终收回香港、澳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国家分裂的隐患。通过高压政治带来的表面统一本身就已埋下分裂的种子,高压稍一松动就会遭到反抗并结出分裂之果。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飙升的表象怂恿下,在长期扭曲的历史教育和舆论灌输误导下,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膨胀,新疆、西藏、台湾、南海……都可能成为分裂和战争的导火索。和中国宪政一样,中国统一大业远未完成。

事实上,不实行宪政,中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中国的统一便是建立在专制和暴政基础上的苟且偷安,进而为更大的分裂和流血制造隐患。究其根本,和中国内地的社会危机一样,中国周边的分离主义“危机”是专制体制带来的执政不善和滥用公权造成的;横行霸道的地方官员不懂得尊重当地人民的信仰自由和经济利益,尽欺压掠夺之能事,必然闹得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然而,在舆论受压制的环境下,地方“土皇帝”会把责任都推卸给“藏独”、“东突”、“台独”,夸大“分裂主义势力”的危险并从中得到更多的中央“维稳”投资。在目前的执政体制下,谁也承担不起“国家分裂”、“民族罪人”的骂名,谁都指望用武力压制由制度造成的分裂隐患,在自己任内维持表面和平,但是这样的“和平”会酝酿更大的动乱,这样的“统一”会加剧分裂。经济和军事强大至多换来一时的畏惧和沉默,但是既然不能收服人心,以后则有更猛烈的爆发。

只有宪政才能为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统一,也只有宪政才能赢得世界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尊重。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文明大国而不是战争威胁,中国必须以文明的方式担当大国应有的一份责任,而一个专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一使命,因为专制是野蛮的;即便它在外国友人面前彬彬有礼,也不能掩盖对本国公民的蛮横无理,更何况在日常待人接物中难免流露出专制固有的轻浮和浅薄。因此,要让中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人首先要承担现代公民的责任;只要国人一日不完成道德与政治人格的重建,世界就不会看得起中国,中国的“主权”地位就只能是让世人恐惧的野蛮象征,中国的“统一”也只能是暴力维持的暂时结果。

要实现中国的国内统一,首先必须理性面对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分离主义族群势力。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恐怖分子”或“自杀式袭击者”。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分裂主义暴动,只能说明这个国家赖以形成的契约基础并不存在,有的族群并不接受民族融合、共同生存的基本前提,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统一问题,汉族需要心平气和地与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族群重新谈判并制定新契约,直到各方达成共识。真正的统一首先是人民在感情上的认同。强行统一只能制造更深的裂痕和更多的暴力,压制“敏感”问题的自由交流只能掩盖真相、加深误解、加剧隔阂、制造仇恨、恶化感情并贻误寻求和平统一方案的机会,让分离主义之火越烧越烈,让中国内地成为各种恐怖袭击的试验基地。在长期的舆论扭曲影响下,如今不同族群的人民之间的误解已经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足以表明中国族群关系濒临危险边缘。走向宪政统一的第一步是放开言论与新闻自由,尤其要让汉族通过对话了解分裂主义诉求的真实根源并对症下药。

要说服少数族群维护统一,必须停止对他们的歧视、打压和剥夺,通过宪政机制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真正的地方民主自治,同时充分尊重当地人民对地方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建立专门保护区。汉族要恢复中华文明的雍容大度,不做不义之事、不图不义之财,否则必然激化种族矛盾和怨恨;既然视少数族群为自己的同胞,就要尊重之、爱护之、善待之。另一方面,少数族群也要理解,暴力和单方面脱离不是出路。如果中国内陆不能实现民主宪政,那么即便一时实现独立,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将是安放在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只有在民主宪政下实现真正的自治,才是这些地区安宁、稳定、富足的最终保障。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自由交流的基础上,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各族人民都认同的宪政统一必定比高压专制下实行的武力统一更加稳定和持久。

台湾问题是中国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两大革命党各自出于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的立场,相互残杀、长期内战,不仅给自己和对方造成极大伤害,而且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巨大创伤。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解除党禁、实行民主,为大陆政府树立了良好榜样。今后如何面对两岸分治状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两岸未来由两岸人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共同决定。在两岸主权归属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两岸政府至少有义务结束敌对状态,放弃武力主张,避免将单方面决定强加在对方身上。就像大陆单方面推进统一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激化“台独”情绪一样,岛内片面推动“独立”非但是徒劳之举,反而造成大陆内部鹰派得势。如果任何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对方身上,不仅将直接威胁台海安全,而且将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落差,一个民主宪政的台湾不可能接受专制威权的大陆;这种文化差距不仅体现于两岸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交往,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人民之间的交流。如果大陆不改变现有的体制,那么认同大陆的台湾人只会越来越少,两岸离分裂将会越来越近。其实要实现大陆梦寐以求的两岸统一,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人民手中。只有实行民主宪政,大陆才可能和平统一台湾;只有当大陆的制度进步赢得台湾民心,统一最终才有希望。

3.中国宪政之障碍与国民的历史责任

自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宪政之所以屡屡受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一直是被动的看客。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普及,长期停滞的中国宪政获得了新的动力。民间维权普遍仿效“孙志刚模式”,通过媒体报道的悲剧性事件激发民众义愤,最终触动中央政府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2007年的厦门“集体散步”事件开启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权模式,市民和政府的直接对话成功改变了影响市民生活的重大决策。这些有限的维权成功为中国宪政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存在维权成本高、结果不确定以及缺乏可复制性等局限。在一个宪法承诺的正常维权渠道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维权难上加难,民间宪政依然严重动力不足。

中国宪政蹒跚难行,根本障碍是专制集权所维持的既得利益集团。本来中国宪政完全可以始于大刀阔斧的党内民主改革,有魄力的最高领导者可以借此创造与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和统治合法性,但是他们惧怕宪政分权损害自己的利益,其中的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无须赘述。出国考察宪政的清末官员载泽曾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语道破既得利益自“百日维新”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玄机。然而,此言谬矣!宪政何止有利于民,又岂不有利于官?!即便抛开执政者个人的内在尊严,即便从执政者——尤其是最高领导者——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宪政只能给他们带来一世清名,又能让他们失去什么?当年孟子问齐宣王为何不施仁政:“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天同样可以问执政者为何不施行宪政:难道还有哪个执政者钱没赚够吗?荣华富贵没有享尽吗?更多的权力、金钱、美色、排场、虚荣究竟能为你们增添什么?如果还是执迷不悟,一味揽权敛财,直至自己或家人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那就不是利益动机在作祟,而是个人见识和品位的问题。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毕竟,历史是后人写的;谎言只能维持一时,终究是要被揭穿的。历史教科书可以几十年掩盖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愚弄人民;历史最终会还原真相,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谁是尧舜,谁是桀纣,终将分得清清楚楚。如果哪位领导者能带领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梦想,打破中华民族数千年专制的魔咒,其丰功伟绩岂是尧舜堪比!

随着人民尊严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宪政时刻终将到来。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阻挡历史潮流,也不可能永远篡改历史;他们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在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扮演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些对中国宪政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历史的丰碑不会遗漏他们的名字;那些努力推动过宪政进步的人,即便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胜利的果实也会求仁得仁、无愧一生;那些怨天尤人、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则犹如空中浮尘,必将为世人藐视和遗忘;那些扼杀进步、对抗人民、抵制宪政、拒绝改革者,无论生前自封为什么神圣地位,一定会被置于中国历史的账册上!当智慧的太阳驱散专制的阴霾、恢复昔日的光芒,普照在这片不幸多难的土地上,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千年沉睡、百年噩梦之后终将醒来,告别恐惧、懦弱和癫狂,拒绝奴役、洗脑和逃避,勇敢面对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为了个人的尊严、民族的前途,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创造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用自己的觉醒和行动迎接中华宪政文明的曙光。继承优良道德传统、重建现代政治人格、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丧家犬的一年(转) 2012年10月26日

按:这是作家阎连科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原文名The Year of the Stray Dog,原文地址在此。仓促译就,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欢迎转载,请勿商用。

作者:阎连科

翻译:刘少华

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

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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